关于加强方志理论研究加强读书学习的思考 |
信息发布时间:2018-4-13 | 信息来源:山东省情网 | 作者:王复生 |
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从全国说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已近40年。在这近40年里,志书编纂成绩巨大,不仅完成了首轮修志任务,第二轮修志任务也将在2020年完成。在方志理论研究和新方志学建设方面,同样成绩煊赫。朱佳木在为2017年出版的《方志百科全书》所作序言中写道:在公开发行的地方志刊物中,中指组1种,省级8种;在内部交流的地方志刊物中,省级21种,省级以下200余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关方志理论的著作、教材、论文集已出版1000多部,论文、文章已发表10万余篇。”可以说,地方志的刊物、出版的著作和论文集、发表的论文和文章,在各学科中不是最多也应该是名列前茅的。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公认为系统、完整、规范的新方志学学科体系早日形成,为方志学作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一门学科进教科书、进高校、进课堂,奠定了学术基础,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么多著作、论文集,特别是论文、文章中,原创性的、具有一定学术性和理论高度的、真正高质量的,所占比重不是很大。方志学是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稍做耕耘便有收获。但要在科学之林取得一席之地,赢得科学界和社会承认,还需持续努力。一方面要更加认真积极地总结修志的实践经验,加强方志理论和方志学研究;另一方面要加强读书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地方志和相关学科的知识,为方志理论和方志学研究向更高阶段发展而拓宽知识面,夯实学识基础。 所以想到读书学习问题,最初是由方志理论研究较有成绩者中,也有人出现常识性问题而引发的。关于常识性问题,下边举几个例子:(一)有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将省志体式分为大编体、中编体、小编体提出批评,认为只有市县志才能分大、中、小编体。实际上,省、市、县志的体式都可分为大、中、小编体,简单地说,它是按志书设置分志的多少而划分的。首轮修志初期,省志编修研讨会上曾专门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如1988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省志篇目讨论会上,专门就省志篇目大、中、小编的优缺点进行了探讨。《方志百科全书》谈到大、中、小编体时,还以省志为例:在首轮修志中,采用小编体的省志有23部。“有的新编志书,为使各分志(编)篇幅不致过分悬殊,采用中编体,对性质相同或相近的事物做必要归类,如《安徽省志》《山西省志》。”(二)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人对方志大事记是从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演变来的说法提出批评,认为大事记与本纪没关系。实际上,最早提出在方志中设立纪体的章学诚,在《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中就分析了纪是源于正史本纪,体用编年,是志书之经。本纪是用皇帝的年号,按年月编排重要事实,对全书起总纲的作用。《方志百科全书》在“记”这个条目中写道:大事记“效仿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演变而成。”(三)第二轮修志之初,有人提出市县志应设置特载,有人在刊物撰文予以支持。实际上,特载是报刊新闻体裁,不是著述体裁,怎能移入传世之作方志呢?从已出版志书所设特载的内容看,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当地视察、当地领导人作工作报告、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要文件等,在当时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新闻,但过去若干年后也可能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若确有重要存史价值,可收入附录。(四)第二轮修志之初,有人力主在志书人物部分设人物简介记在世人物,认为这是创新。实际上,志书人物部分只有人物传、人物表、人名录三种体裁,而且这三种体裁就足够了。人物传按字数多少可分为大、中、小传,字数较少的也可称传略。人物简介实际上就是人物小传,只不过换了一种叫法而已。故意把简介说成是传之外的另一种体裁,是因为“生不立传”是古今修志原则,避开传的名称好为生人立传。更有甚者,人物简介所记全是当地为官者,明显的是讨好领导人,流露出的是官本位思想。(五)有些文章和论著,包括比较权威的,在谈到一种观点时,没有从源头上说,而是随便引用某人的某文(可能出现较晚),类似举例。有的人甚至连要从源头说起的意识也没有,即毫未想到做学问谈一种观点应从最早出现的著作或文章说起。反映出方志理论和方志学研究在这一方面还欠缺严谨和规范。而史学、文学乃至整个学术界,谈一种提法、一种观点、一种新事物,甚至仅是一句话、一句诗、一个典故、一个成语,都要溯本追源,找出最早出于何人、出自何处(什么书的什么章节、什么文章、什么诗词等),如不这样,会被认为做学问的功力不到家甚至是差错。 我原是学历史的,读过一些历史方面的文章和著作,参加过史学讨论会,从未发现过有人在文章或讨论会发言中出现常识性问题。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思考:为什么方志界比较有名气的人也会出现常识性问题,而史学、文学界没有呢?开始我认为是因为史学、文学是老学科,有多少代人的长期积累,而方志学是新学科。后来又感觉这种认识不对,因为这里谈的不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仅仅是常识,而这种常识一般做学问的人是应该知道的。而且,不管经历过多少代人的研究,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知识是不会自动输入到你的头脑中的。后来逐渐认识到是个人的学识、学力问题,归根到底是读书学习问题,即是否真正下苦功夫学习过,学到的知识广不广、深不深,是否真正丰富。这可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从这方面也可看出与史学、文学等成熟学科的差距,即从整体上说,学识的深度和广度还有欠缺。知道了差距,认识到主攻方向,就要迎头赶上。 由此我想到了我的老师要求我们刻苦读书的教导。我的大学和研究生都是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的。这个系有刻苦读书、认真做学问的传统。山东大学是以文史见长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系有在全国也较著名的八大教授(今文史楼前有他们的雕像),他们用刻苦读书换来的渊博知识向世人诠释着“大家”之路,为后学者树立了榜样,学子们在耳濡目染中受到熏陶。八大教授之一的先秦史专家童书业先生,先秦典籍背得滚瓜烂熟,上课时片纸不带,引经据典一字不差。八大教授中的另一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维华先生,多次和学生说:以前说某人是二十四史先生,是贬义,是说这位老师仅读了二十四史,其他书看得不多,而有学问的人不仅多次通读二十四史,还要熟读有关书籍和资料;现在(指张先生讲话时)说某人通读了二十四史成了褒义,因为有的人连二十四史都没有读完。以此激励学生多读书。比八大教授稍晚的秦汉史专家韩琏琪先生,教导学生要厚积薄发,年轻时要潜心学习,多读书,多积累资料,多思多想,把基础打厚实,而不要急于写文章。我的导师明清史专家黄冕堂先生,是厚积薄发的身体力行者。他的勤奋和用功在历史系甚至全校是出了名的。他刻苦读书几十年如一日,达到了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程度。还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夏天我因事到黄先生家,见黄先生穿着背心短裤,正坐在床前看书(那时住房条件差,只能以床代桌),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住房条件好了,靠墙大书橱里摆满了书,其中的业务书他全都读过,其他书也大都读过。学校图书馆好多书的借阅卡上都有他借阅的签名。分量大约相当于二十四史的《明史录》,黄先生通读了三遍。1980-1988年,黄先生连续8年利用寒暑假带领青年教师和学生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他个人阅档近7000卷,摘抄资料200万字(全部手写),据档案馆统计是持续时间最久的学者。黄先生中年后到老年撰写的几部明清史专著,引用资料翔实,发前人所未发,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很高的评价。据介绍,历史系的老师们几乎都有过一个时期的苦学苦读的经历。也许有人会说,搞地方志事情太多,哪有那么多时间读书学习。平心而论,有没有时间关键在于理想和认识,如果你想成为真正有学问的人,已认识到读书学习的重要性,那么时间总会有的。如果你不想吃苦,或认为有捷径可走,那就另当别论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谢伏瞻在2019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暨第三次全国地方志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当今时代,有充足的条件,有丰富的实践,更应当出名家大家。我们要建立开放、包容的人才队伍建设体制机制和环境,培养人才,培养大家。”如何培养呢?他接着说:“要加大方志理论研究力度,推动形成方志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完整的方志人才培养体系,以完整的普通高等教育体系来推动人才队伍培养。”中指组领导在全国性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培养大家,在我的印象中这是第一次,感到非常振奋人心!这是方志学作为独立学科进入科学殿堂的必由之路。谢伏瞻提出的培养方法和道路也是正确的、现实的,就是说,只有通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各高等教育阶段、各学位层次都高标准、严要求,务必合格,才能为培养人才打好基础。几十年的方志编修和方志理论研究的实践证明,不通过完整的普通高等教育体系,要培养方志人才特别是方志大家,将是难以实现的。各学科的“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仅对本学科有精深的研究,而且对相关学科甚至是距离很远的学科也知之甚多,具有非常广博、深厚的知识。这就要求已迈进方志门槛、想迈进方志门槛或将来迈进方志门槛,又想有所作为、立志成为方志大家的人,既要注重总结修志经验,加强方志理论和方志学研究,又要下功夫读书学习,像前边谈的我的老师们那样非常刻苦勤奋地读书学习,尽量多地积累知识,扩大知识面。实际上,几十年来,方志界有些人已认识到读书学习的意义,一直坚持认真的读书学习,只是从整个方志界来说,这种学习之风还很不够。而这和方志学真正成长起来,成为独立学科,又有密切关系。或者说,出现方志大家和方志学成为独立学科是相辅相成的,有了方志学大家,方志学必然成长起来,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自然会承认方志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所以,有关领导应充分认识读书学习的重要性,在全国方志界大力倡导读书学习。当前第二轮修志即将全面顺利完成,第三轮修志尚未开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可以把读书学习和总结前两轮修志的经验教训结合起来进行,而且要持之以恒,把读书学习长期坚持下去,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作者系原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审,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方志学研究专家,曾出版多部专著、发表数篇论文。作者退休单位: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史志研究院)邮编:250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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