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故事既是文学的，又是文化的。尤其是《水浒传》问世后，它博大、不同凡响的思想意识以及完美的艺术形式，不仅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影响深远，而且成为世界性的文学巨著和文化实体。同时，水浒文化的丰富意蕴，对中国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活也有独到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水浒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在国内外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水浒学”，水浒故事对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农民革命

由于水浒故事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水浒传》又饱含热情地描写了这一史实，水浒英雄们勇于冲破黑暗社会政治，反对贪官污吏，劫富济贫，替天行道，这种精神对后世农民敢于起来抗争，起到宣传和激励的作用。

水浒故事影响农民造反，最早始于明代中期，到明末农民战争达到高峰。从清初至民国，其影响也没有中断。明清间，查继佐著《罪惟录·徐鸿儒传》载：“儒误信梁山泊演义故事，巢于梁家楼。……梁家楼仿佛《水浒演义》，以仿佛学为贼知名，更一奇哉！”天启年间，徐鸿儒利用白莲教秘密组织活动20余年，在天启二年（1622年）起义，部众十几万人，攻破郓城、邹县、藤县、峄山，切断漕运粮道，在山东的影响比当年的梁山好汉还要大。晚清半月老人的《荡寇志续序》说：“近世以来，盗贼蜂起，朝廷征讨不息，草泽奔走流离，其由来已非一日，非由于拜盟结党之徒，托诸《水浒》一百八人以酿成之耶？”效法水浒一百单八将，已成为农民反抗暴政的主要形式。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被发动起来后，农民领袖们对水浒故事更难以割舍。

从中汲取军事斗争的经验

清代刘銮的《五石瓠》载：“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清末夏曾佑的《庄谐杂录》记载胡林翼话说：“至草泽中，又全以《水浒传》为师资，故满口英雄好汉。而所谓奇谋秘策，无不粗鲁可笑。”在传统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文化知识垄断在官僚、地主和士大夫手里，出身低下的农民能够接受教育，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无疑是缘木求鱼，更谈不上军事教育了。农民军的领袖们行军作战，埋伏设险，只能依据《水浒传》之类的“稗官野史”了。

借鉴造反的纲领与口号

《水浒传》中农民运动的革命纲领，即“替天行道”和“忠义”。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如此，洪秀全的太平军旗帜上也有“顺天行道”字样。民国初年，崛起于袁世凯时期的白朗起义，仍以“打富济贫”为口号。白朗还编了一首民歌：“好白朗，好白朗，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人人都说白朗好。”清代天地会（洪门）以忠于明朝为前提，一天天地兴盛起来，成为当时除白莲教外最大的一个反清会党，从清初后就不断起义，到光绪末年加入兴中会，为推翻清朝统治起了巨大作用。清代另一叛逆性的洪门组织，也效仿梁山，把水浒英雄奉为精神上的祖师。

袭用水浒英雄的人名或绰号

义军首领的真实姓名往往并不张扬，而普遍都有绰号，以绰号代替真名，影响比较大。如“黑旋风”（李逵）、“混江龙”（李俊）、“摩云金翅”（欧鹏）、 “托塔天王”（晁盖）、“险道神”（郁保四）、“小李广”（花荣）、“混世王”（混世魔王樊瑞），凡此种种。袭用绰号，既可以表现义军英勇无畏的精神，又可以充分发挥绰号的威力，号召群众。还有的直接袭用水浒好汉的姓名。《明末农民起义史料》记有“宋江”“燕青”“张顺”“柴进”“雷横”诸人。人们只记住了水浒英雄的名字，而义军首领的真实姓名却已经模糊。

第二节　中外文化影响

中国影响

作为中国文学史第一部白话文章回体小说和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章回体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一起，奠定了中国古代英雄传奇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从元代起，历经明清，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杂剧、话本、绘本、戏曲、说唱等文艺作品不断涌现，清代出现《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结水浒传》（《荡寇志》）等续书，影响着近现代侠义小说的创作，至现当代，水浒故事成为电影、电视剧的素材来源，梁山一带的“水浒戏”为鲁西南传统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唐顺之、王慎中等文人盛赞《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晚明思想家李贽将《水浒传》和《史记》、杜诗等并列为宇宙内“五大部文章”。

戏剧作品　《水浒传》问世之后，很多文学艺术样式都把它作为题材的渊薮。戏剧作品中，明代李开先的《宝剑记》，写林冲的故事；沈璟的《义侠记》，写武松的故事；许自昌的《水浒记》，写智取生辰纲和杀阎婆惜的故事。还有陈与效的《灵宝刀》、李渔的《偷甲记》、金蕉云的《生辰纲》等30余种。昆曲、京剧和各种地方戏剧中，都有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如陶君起的《京剧剧目初探》就著录了水浒戏67种。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绘画、说唱及各种民间文艺等，更是不可胜数。

小说作品　小说作品中，明代世情小说《金瓶梅》“大约模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袁中道《游居柿录》卷9）故事开头借《水浒传》“武松杀嫂”一节演化而来，写潘金莲与西门庆都没有被武松杀死，潘金莲后来做了西门庆的妾。在写英雄人物的传奇小说中，根据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加工而成的《杨家府演义》、叙述岳飞抗金英勇事迹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写朱元璋开国业绩的《英烈传》，都明显地受到《水浒传》的影响。

世界影响

《水浒传》不仅影响着中国小说文化和国民精神，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并得到高度评价。《水浒传》17世纪70—80年代传入日本，1757年，日本出版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全译本。19世纪传入西方，1850年，开始有法文摘译本；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Pearl Buck）于1933年翻译出版的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70回本在欧美非常流行；1978年，法国由雅克达尔斯（Jacques Dars）翻译的120回全译本出版；至2010年，已有十多种文字的数十种译本。《大英百科全书》评价说：“元末明初的小说《水浒》因以通俗的口语形式出现于历史杰作的行列而获得普遍的喝彩，它被认为是最有意义的一部文学作品。”英译家杰克逊说：“《水浒传》又一次证明人类灵魂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评价道：“《水浒传》这部著作始终是伟大的，并且饱含着全人类的意义，尽管它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

第三节　社会生活影响

《水浒传》对于主要人物的刻画和市民生活的描写，从社会组织、风俗习惯、交往礼仪，再到饮食服饰、娱乐竞技，都对人们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梁山好汉有着自己的严密组织，所谓“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就是这一百单八将最有生命力的组织形式；“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不仅仅是将众好汉排列出先后顺序，而是有着具体详细的职责分工。这种严密的纪律和规章制度，不仅成为后世起义者效仿的榜样，而且也影响到人们的社会生活，比如拜把子、排序号，称兄道弟等。《水浒传》中许多话语成为流行语，活跃在后世人们的口头，甚至成为人们认识和行为的指导。例如“好汉”“聚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逼上梁山”“替天行道”等等。《水浒传》还生动地展示了民间的许多风俗习惯，这些均在现代生活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民间求雨活动

明末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录了一则《及时雨》的故事：壬申年（1633年）七月，他的家乡浙江绍兴大旱，村村祈雨。有的村中扮作水浒英雄的模样来求雨。一个村庄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物色与梁山英雄酷似的男女，可见老百姓对水浒英雄的崇拜。

民间娱乐活动

叶子戏，是古代的一种博戏，相传始于唐咸通年间（860―873年），为贺州刺史李郃所创，李郃与妓女叶茂莲玩这种游戏，被称为叶子戏。明代的叶子戏已有四十叶纸牌组成，牌分为钱、索、万、十万四种；水浒叶子牌（即水浒牌），就是以梁山英雄的名字与绰号对应相关的钱数。如万万贯为呼保义宋江，千万贯为行者武松等等。这种纸牌上的人物，其姓名和绰号来源于南宋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及元代话本小说《大宋宣和遗事》。到万历时（1573―1619年），基本上是《水浒传》中的人物了。叶子牌有的演化为麻将了，有的现在还在流行。但叶子牌只有四十张，而梁山好汉有一百零八人，这就造成各种叶子牌上入选的人物不全相同，但宋江、武松等家喻户晓的人物是必定入选的。近代西方传入的扑克牌，很快在中国流行，并排挤了叶子牌。扑克牌每副五十四张，两副正好一百零八张，于是便把梁山好汉的一百零八将一个不漏地印在扑克牌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水浒扑克了。

水浒评书

水浒故事最初就是宋元说书人的题材，幷衍化为水浒评话。《水浒传》成书之后，又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艺术的发展。据史料记载，明代中期民间艺人就已开始弹唱水浒故事了。到明末，说唱水浒故事的艺人涌现了一大批，其中最著名的是柳敬亭。明末还有一位说书人杨文杰，可与柳敬亭“以《水浒》分霸南北”，人们送他一个雅号叫“水浒人”。近代说水浒故事的，以扬州评话最为驰名，扬州评话据说是柳敬亭所传。清朝王金章、王玉堂兄弟专说《水浒传》，创作了武松、宋江、卢俊义、石秀四个十回评话，闻名遐迩。王玉堂的儿子王少堂在父辈的基础上，于人物塑造、故事结构、细节安排、情景铺排以及表说艺术等方面，勇于探索求新，创立了“王派水浒”，被誉为扬州评话大师。

流传于山东的武松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并形成了一种民间艺术的特殊形式——山东快书。今天的“山东快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作“武老二”，这是因为它专说武松的故事。据传说，清朝时，有几个进京赶考的山东举子，落第困顿京城，为解决生计问题，他们便把《水浒传》上的武松故事改编成快书，请艺人到集市庙会上以竹板击节念唱，没料到旗开得胜，很受听众的欢迎。就把这快板叫作“说武老二”，群众亲切地称为“俺二哥”。

梁山曲艺

水浒故事对梁山曲艺影响深远，如莲花落、山东琴书、三弦、坠子、渔鼓、花鼓等。

莲花落　莲花落始于宋，形成于明，盛行于清，在山东鲁西南一带广为流传。用方言说唱，委婉动人，通俗易懂，别具一格。莲花落艺人左手击合页，右手打板，唱出了梁山人的豪爽。莲花落演唱剧目有大量的“水浒”戏，如《武松传》《李逵夺鱼》《火併王伦》《三十六天罡》《李逵探家》《真假李逵》《宋江杀惜》《黄泥岗》《狮子楼》等。

山东琴书　山东琴书起于明末清初，一人打琴，二人拉弦，分大弦、二弦，有时配筝、小叠，连拉带唱，最少三人。演出曲目以公案戏为多，与莲花落相同。也演唱水浒戏，如《宋江坐楼》《潘金莲拾麦》《李逵探家》《李逵夺鱼》《火并王伦》《狮子楼》《醉打蒋门神》《杨雄杀妻》《血洗鸳鸯楼》《武松打店》《武松装闺女》《快活林》《飞云浦》等。

坠子　坠子起源于明末清初，一把弦，鼓、板各一。坠子是鲁西南老百姓非常爱听的曲艺，用方言说唱、委婉动听，通俗易懂，活泼风趣。每到秋末，唱坠子书的便到乡间演唱，有敛头给敛干粮或粮食。公社化后，生产队每晚给多少钱，一个村唱着就是个多月，每晚都唱到夜里下一点，听戏的还不愿散场。坠子流行于鲁西南，演唱剧目与莲花落、琴书相同。

渔鼓（道情）　渔鼓（道情）起源于西汉，张果老倒骑毛驴手拍渔鼓，一人独唱。竹桶系六块板拼成，皮为猪护心皮。“渔鼓三尺三，抱着渔鼓吃遍天”，说唱时一手拍渔鼓，一手打剪板。演唱曲目与琴书、坠子相同，都是些公案戏大连台本，同样也唱水浒戏。

花鼓　花鼓戏称紧七慢八，六个人瞎抓，有背鼓的，一般是小生小旦的戏。河南、鲁西南最盛行。演出的水浒戏有《潘金莲拾麦》《武大郎和潘金莲》等。

民俗活动

水浒英雄展现的竞技精神，对梁山的民俗活动有直接影响。与梁山人勇武豪放的性格相映照，梁山一带的民俗娱乐突出一个“斗”字，以斗胜为荣。比较著名的有斗鸡、斗羊、斗鹌鹑等10余种。

斗鸡　自农历三月以后，梁山每月举行一次盛大的斗鸡比赛。斗鸡不是一般的公鸡，是一种特有的玩赏型鸡种，梁山称为“唆鸡”“打鸡”或“斗鹫”。这种鸡高腿、长颈，大爪、粗嘴、小头、薄毛，身型似鸵鸟，生性勇猛好斗。斗鸡主要有高头大咬打法（斗架时头势昂得高、斗势好看）、平头平身打法（斗势不太好看但实用）、跑圈打法（打几下就跑圈）、四路全打法（全能，最理想的打法），且有嘴叨、翅扑、爪击三种技法招数；两鸡相遇，或伸喙强攻，或腾空扑打，或闪转腾挪，时而跳跃高咬，时而鼎立低打，让人目不暇接，心跳不已，极具观赏性。斗鸡人，即斗鸡爱好者，俗称“玩斗鸡”，以斗鸡为乐，大多爱练武，爱喝酒，义气深重，纪律严明；斗鸡不可买卖，只可馈赠。

斗羊　斗羊历史悠久。梁山素有“家家植柳，户户养羊”的谚谣。每至冬春农闲时节或集日、庙会期间，都有斗羊比赛。斗羊是乡村很有刺激性的活动，尤其梁山一带的小尾寒羊，个大、性躁、善斗，前胸宽厚，腰直腕圆，腿粗蹄齐，鼻隆耳大，犄角矫健。一般比较重大的民俗活动，都爱让斗羊去壮壮声威。玩斗羊的人，手握三尺赶羊鞭，指挥斗羊或进或退，或是死斗，或者佯攻；相抵一次为一个回合，如此反复多次，直到有一羊败阵为止。斗羊人都是好汉风格，讲究忠诚、仁义，实实在在，只有重量、牙口相当，才能让两只羊抵斗。

斗狗　起源于宋代皇宫，朝廷负责养狗的官员往往都是七品的官衔，“狗官”一词即来源于此。梁山斗狗相传当年为李逵随宋江赴东京时带回梁山，并令手下喽啰豢养个头大、猎食欲强、生性凶狠的斗狗，时常在梁山大寨耍斗，满足梁山好汉们好斗的性格。后来，斗狗的习俗逐渐传入民间。

斗鹌鹑　鹌鹑是一种个头不大，秃尾巴善斗的鸟。刚捉到的鹌鹑野性很大，需下功夫进行驯化，驯化鹌鹑叫做“把鹌鹑”。鹌鹑相搏时，只见二鸟相斗，上下翻腾，跳跃扭打，激烈时连连发出撕咬之声。如果鹌鹑斗几嘴后，突然飞去，俯冲下来再斗，称“云穿”；有的鹌鹑斗几嘴后就地躺倒，伸出两只利爪，蹬跑对手，称“滚地龙”；有的只是一招狠命地咬，称凶狠斗士。鹌鹑斗架有一特点，一经斗败，永不上阵再斗。

斗蛐蛐　是把两只斗蛐蛐放在罐里，用蛐蛐草引一下，让蟋蟀相斗取乐的娱乐活动。蟋蟀从原先的听其声，发展到观其斗，一般认为源于唐代，宋代朝野内外大兴斗蟋蟀之风，梁山一带也是那时兴起。梁山一带的蟋蟀个大、强健、凶悍，有顽强的斗性和耐力。

第四节　毛泽东与水浒

毛泽东一生与水浒有不解之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任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的青年毛泽东从北京回湖南，途经鲁西南，拜谒孔子墓、游览孟子出生地，并专程登临梁山。《毛泽东传》记载：因为这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毛泽东到梁山后，下榻在后集村马氏家祠的私塾学堂里，次日天亮后登山。毛泽东登山从马氏家祠出发，经后集大隅首向南，穿马家林，过梁孝王墓，上鏊子山，折东经薛家林，过薛家桥，在馍台村柿子行里休息，然后沿小黄山和东狗爪子山山谷中的小路登骑三山，过黑风口，直上虎头峰。

毛泽东的梁山之行，对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他对水浒故事和人物研究得更加透彻，直至逝世仍与《水浒传》相伴。毛泽东爱读《水浒传》，善解《水浒传》，水浒故事背后那些真实的历史遗存在毛泽东心间留下相当深的印象。他对《水浒传》中的反抗精神、民主精神、平等精神、拼命精神、打虎精神等，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他对梁山好汉的策略、胆识和战术，都给予独具慧眼的认识。

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深受《水浒传》影响。毛泽东一生文章和讲话中，有260多次引用水浒故事或水浒人物。他认为梁山好汉是敢于反抗的英雄，在讲革命动因时说：“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得上山打游击”；探讨革命道路时对瞿秋白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在谈统一战线时讲：“《水浒》要当一部政治书看，梁山泊好汉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抗日战争时期，他到晋察冀讲根据地问题时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他在抗大说：“《水浒传》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得上山打游击”；1944年，看完新编评剧《逼上梁山》说：“希望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重庆谈判期间，他回击陈立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谈革命彻底性时说，武松、李逵、阮小二不受招安，这三个人可以入党，如果没有人介绍他们入党，我愿当他们的入党介绍人；在谈隐蔽战线重要性及调查研究工作重要性时，多次引用“三打祝家庄”的战例。1957年，毛泽东号召全党要有拼命精神：“《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在公社化运动中，对农民和生产队的财产，拿起就走则是不对的。”此外，毛泽东经常引用《水浒》典故和人物，如把红军游击队里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的人，称为“李逵式的长官”；《林冲夜奔》《打渔杀家》等戏剧也是他信手拈来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