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标志。反映孔子思想的儒家经典，是儒家学说的基础和儒学发展的源头活水。儒家文化是儒学走向社会、化成天下、移风易俗而形成的制度、礼俗、观念等在内的社会文化。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以及他提出的道德规范，给中华民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一个中国人要想了解自己的民族，不能不了解儒家文化；一个外国人要想了解中国，也不能不了解儒家文化。孔子的功业不在具体地建立了何种文治武功，而是在思想上总结和确立了社会存在的理论根据以及某些超越社会的人类智慧成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精华；塑造高尚的人格与和谐的理想社会，是儒家的基本追求；政治伦理、纲常名教是儒家的践行之路。仁和礼等学说的提出，以调解社会关系、和谐人际关系，使政风清廉、社会稳定为目的，忠、孝、节、义等是仁和礼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运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具有普适性。

第一章　文化遗存

儒家文化的根基在齐鲁大地，尤其是鲁西南的济宁，是中国古代发达的地方，所谓圣贤挺出之地，先贤七十二子多生其间。著名的如“圣贤梓里”的曲阜，户不盈万，孔颜十之七八；邹城也是圣贤发祥之地，孔孟子孙在这里的也较多；济宁州是原子、樊子诞生地及仲由、端木、高、任、曹、闵诸子流寓所在；嘉祥为曾子所在地。他们生前的一系列活动以及后世对儒家学说的推崇，使得一批遗址、遗迹、遗物保存至今，为研究儒家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珍贵资料。

第一节　文化遗址

孔庙

孔庙，是祭祀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庙宇。在世界上众多祭祀孔子的庙堂中，曲阜孔庙是规模最大、最为古老的，它与北京故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建筑群。孔庙南北长达1130米，东西最宽处约168米，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整个建筑群包括五殿、一祠、一阁、一坛、两庑、两堂、十七座碑亭，五十三座门坊，共有建筑100余座，460余间，建筑面积约16000平方米，分别建于金、元、明、清和民国时期。其中，前三进是引导性庭院，只有一些门亭石坊，院内遍植成行的桧柏，浓荫蔽日。第四进以后的庭院，建筑雄伟，气势壮观，是孔庙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孔庙作为纪念性建筑群体，共保存了历代石碑1172块，主要有修庙记、祭文、谕诏、赞辞、记铭等碑刻，有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保护文物移进孔庙的，其中包括汉画像石刻、玉虹楼法帖等。孔庙内有古树1200余株，与宏伟的建筑群相互辉映，特别是夏季，上千只鹭鸟栖息在古木之上，形成孔庙又一独特的景观，鹭鸟被曲阜市定为市鸟。孔庙这组具有东方特色的庞大建筑群，集历史、建筑、文化、艺术、书法、石刻、古木等文物遗迹于一体，面积之大，时间之久，保存之完整，被古建筑学家称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孤例，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12月17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组织，孔庙、孔府、孔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孔府

孔府，本名“衍圣公府”，位于曲阜城中孔庙东侧，是孔子嫡裔子孙世代居住的官邸。“衍圣公”是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宋仁宗赐给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的封号，这一封号子孙相继，历经宋、金、元、明、清、民国共三十二代880年之久，前后共有43人袭封了这一爵位。一个官宅合一的衙署，建筑规模堪比皇宫，历时千年而不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透过孔府的建筑，装饰、布局，可以认识中国的家族观念，也可以品味中国的传统文化。孔府院落创建于明洪武十年（1377年），占地13.32万平方米，有楼轩厅堂463间，九进院落，分东、西、中三路：东路为家祠所在地，有报本堂、桃庙、九如堂、一贯堂、慕恩堂等；西路为衍圣公读书、学诗学礼、燕居吟咏和会客之所，有忠恕堂、安怀堂、南北花厅，为招待来宾的客室；中路是孔府的主体部分，前为官衙，设三堂六厅，后为内宅，有前上房、前后堂楼、配楼、后六间等，最后为花园，是集官衙、宅院、家庙三位为一体的典型的封建贵族式建筑群。

孔林

孔林距曲阜城北约1.5公里，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自孔子死后与妻合葬于泗上，弟子们筑坟植树，为“孔林”之始。孔子以后，其子孙围绕孔子墓接冢而葬，经过两千多年、七十多代的不断延续拓展，逐渐形成了面积广大的孔氏家族专用墓地。孔林内坟冢累累，碑石如林，古木参天，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墓葬群之一，也是一座少有的人造大园林。从孔子弟子一人一抔土建下第一座坟墓，到现在占地200万平方米，林内拥有坟冢10万余座。孔林的发展沿革与孔氏家族在历史上的政治地位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昌平乡

孔子出生地，在今曲阜城东南30余公里昌平山北麓。山之东北为鲁源村，相传即孔子父母所居之地。山上原有一亭，名昌平亭。今曲阜鲁源村北立有1925年署“古昌平乡”四个大字的石碑。碑文上款书“孔子生二千四百七十五年”，下款书“甲子九月康有为敬书”，邹县鲁源社社长等11人立。

夫子洞

又称坤灵洞。相传为孔子出生处，位于尼山脚下，智源溪北岸石壁中。据元代杨奂《东游记》载，前曾有人“持火曳绠而入，比三数丈，忽隙间有光，睹一室，口广两楹许”，“中横石床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动”。又称“洞（坤灵洞）名，刘晔之所刻也”。明洪武三年（1370年），邹县令司居敬令雕孔子像置于洞中，并立《尼山孔子像记碑》于洞前。今石像已不存，洞深、阔仅两米余。周围环以墙，洞前有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所立“夫子洞”石碑，由山东省原副省长李予昂题写。1985年被公布为曲阜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泮池

位于曲阜城内东南隅，传为孔子课余与弟子游憩之处。《诗经·鲁颂》有“鲁侯戾止，在泮饮酒”句。传孔子常带群弟子“游泮”。后世便把读书人入学叫做“入泮”。西汉初年，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馀，常到此垂钓，故又称“太子钓鱼池”。明代，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泰在池渚之上建别墅，清高宗到曲阜朝圣时，以此为行宫。原建筑今已不存，其基址1986年公布为曲阜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舞雩台

又称雩台，是周代鲁国祭祀祈雨的地方，位于曲阜城南偏东12公里许。《周礼·春官》载：“暵则舞雩。”《论语·先进》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记载。台高10米，南北147.4米，东西111.2米。上原有明碑两通，一题“舞雩坛”，一题“圣贤乐趣”，今碑系复制。

矍相圃

位于城内，孔庙西约120米处。宋孔传《东家杂记》“昔先圣射于矍相圃，观者如堵焉”。金泰和四年（1204年），衍圣公孔元措在此筑台。南有水井，井北有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立石碑一通，御史郭本题“矍相圃”，今碑已不存。

洙泗书院

位于曲阜城东北4公里的泗河南岸，原名讲堂。相传为孔子讲学和著述的地方，后来成为纪念和祭祀孔子的场所。东汉时“诸弟子房舍井瓮犹存”，金时为独立院落，元初已毁。元（后）至元三年（1337年）孔子五十五代孙、曲阜县尹孔克钦出资以旧基重建，改称洙泗书院，有殿、堂、门、庑等建筑，并设山长1人奉祀。明弘治七年（1494年）重修，正德六年（1511年）院门毁于战乱，嘉靖三年（1524年）重建大门并维修。明天启七年、清顺治十三年、康熙三十八年、雍正十二年、乾隆二十二年、道光二十九年、民国年间相继重修，1987年大修，并重建外围墙。

春秋书院

位于曲阜城东南6公里息陬村西北角。相传孔子曾在此编写鲁国史《春秋》。全院红色围墙，南北长42米，东西长35米。宋代始建，明、清重修，1934年曾改为明德小学校址。“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原有大门3间、二门1间，门两旁各有掖门1门，门内大成殿3间，绿瓦覆顶，回廊。殿内正中神龛供奉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左右神龛供奉颜、曾、思、孟“四配”牌位。正中悬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横匾一方，上书“春秋书院”。殿长11.25米，宽7.12米。殿前有卷棚3间，长11.25米，宽3.20米，灰瓦脊顶。东西配房各3间，灰瓦顶，前出廊，内供奉十二哲及七十二贤牌位。大门外东侧有碑一通，上书“孔子作春秋处”。1986年，遗址被公布为曲阜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尼山书院

位于尼山孔庙以北，又名尼山诞育书院。元（后）至元二年（1336年），中书左丞王懋德奏请在尼山创建书院，并保举彭璠为山长，获准。彭璠上任后不久，即修建尼山书院。《创建尼山书院碑》载，修建此书院时，“凡齐鲁之境贤卿大夫士民之好事者，出钱而劝成之，择木于山，陶甓于野，傭僦致远，牵牛车，服力役，连畛载途，饮饷相望。”元朝末年，尼山书院败落，至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由五十九代衍圣公孔彦缙发起重修，弘治七年（1494年）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四氏学学录孔公璜又用修建孔庙的余资再次修建。

颜庙

颜庙又名“复圣庙”，位于曲阜明故城北门内东侧，原陋巷故址处，是祭祀孔子的弟子颜回的庙宇。颜庙的现存规模为南北五进院落。第一进院位于庙门前，即复圣庙坊东西的石坊和石栏组成的封闭空间，这是一种很独特的建筑形式，大概可能用以说明颜子居陋之意。第二进院位于复圣门至复礼门之间，院内有陋巷井及亭，还有几幢石碑及两边的门各三间。第三进院为从复礼门至仰圣门，院中有两座石碑亭，东侧有斋宿所、礼器库（今已不存），向北五门并列，将庙分为三路。中路一门二掖，中轴线上有乐亭、复圣殿、寝殿；两侧有东西两庑，用以奉祀颜子夫妇及颜氏贤达配祀。西路为杞国公门，有杞国公殿及寝殿，用来祭祀颜子父母。东路为见进门，有退省堂、家庙（已塌）、神厨（不存）等建筑，是祭祀的附属用房。全庙共有元、明、清建筑殿、堂、亭、库、门、坊等24座，159间。金、元、明、清碑刻53幢。颜庙南宽北窄，南北长为247.3米，东西宽端原为104.5米，北端原为87.5米，1965年拓宽北门大街时庙西墙向东内迁3米，现占地面积为22890平方米，约合35亩。1977年12月23日被山东省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作为“三孔世界遗产扩展项目”列入国家世界遗产预备名单。

颜府

颜府是复圣颜子嫡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世居的府第，又称颜翰博府。始建于明朝天顺年间。颜子嫡裔居住于此，负责祭祀并管理家族事务。颜府紧接颜庙东墙而建，东西宽45米，南北长190米，五进院落，占地约4亩，全部建筑共四十八间房。颜府大门与颜庙东部博文门相齐，悬挂蓝底金字“翰林院”匾牌。大门阔三间，其前有影壁墙。大门之后是面阔三间的二门。两门之间为第一进院，院西靠颜庙东墙有前后两处小院，由前堂屋和后堂屋组成。第一进院落东边另有一座两小院的祠堂建筑。二门后是第二进院，实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办公的衙门，正面为五间大堂，左右各五间为东、西配房。大堂后有内宅门，门内为第三进院落。院内建有五间前堂屋和各五间的东屋、西屋。前堂屋两侧各有小三间东、西耳房。第四进院是内宅第二处建筑，其后堂屋及两边的厢房、间数大小、样式规模与第三进院相似。整个建筑的最北端是第五进院，正面建正厅五间，东连耳房三间，院西另辟一小院，设有北屋三间。

颜林

颜子林。颜回逝世后葬于曲阜东南11公里处的防山南麓，其子颜歆，孙颜俭逝世后亦近旁埋葬。其父颜路晚于颜回逝世，明《陋巷志》载《复圣林图》：颜路墓距颜子墓西北，有石碑一座，碑刻杞国公墓，东北为二代颜歆墓。颜氏后裔相继营冢相聚，历史久远，逐渐形成了南北长470米，东西宽207米，面积9.7万平方米大型古墓葬区，世称复圣林，亦叫东颜林。1986年11月19日，济宁市人民政府立碑，定为济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侍郎林

颜子后裔四十五代太常卿颜文铎，逝世后葬于曲阜城东北2里许，四十六代后周户部尚书颜衎亦葬在颜文铎墓旁东北方向。自晋唐以降，颜氏为黄门中书门下侍郎及部侍郎者前后凡13人，且多葬于此，所以世人称此墓葬区为颜侍郎林，简称侍郎林。明代时颜文铎墓前列有翁仲、石仪等，建有神门。明英宗天顺年间，墓地周围阔有2里余林墙。早期宗子墓葬于林墙内，支子后裔于墙外购地下葬。至清代末期，侍郎林已为曲阜颜氏最大墓葬区，占地约1平方公里，古桧、柏、楷无数，墓碑千余块，以清碑为主，宋、元、明三代碑刻也颇为多见。1957年，驻地部队垦荒开地，墓区遭到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平墓毁林，整个墓区荡然无存。

兖州颜庙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兖州府志》载，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八月，封赠颜子为“兖国公”，后改封为“复圣公”，并于城东南8里处建庙，春秋致祭，后遭兵毁。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滋阳县志》载，明洪武初年，兖州同知余良仁复建颜庙，洪武十八年（1385年）知县徐仲让即其庙立学。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知府吴汝显于义弗安，改前复圣殿为大殿，奉祀先师，于其后边创建尊经阁，阁下设殿祭祀复圣颜子（改名文庙）。庙基长155米，宽56米。嘉靖及隆庆年间相继重修，格制与其他县文庙略同。庙门西有陋巷（一说兖州为颜子故里）。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滋阳县志》载，城南陋地村建有颜子书院。

兖州颜店复圣祠

元代大德年间，颜子五十一代孙颜成由曲阜迁嵫邑（今兖州）城西居住，卒后葬于该地。后裔建有复圣祠，配祀颜成。今仅存坐北朝南正殿三间，殿长34米，宽27米。正殿后为一院，杨树多株，其余建筑无存。

曾庙

曾庙坐落在县城南18公里南武山之阳，初称忠孝祠。唐贞观三年《重修武城谱系》载，南武城“西北有忠孝祠，始建于周考王十五年（前425年）乙卯岁二月十五日”。明以前修建情况不可考。现在的曾子庙坐北朝南，占地面积29808平方米。建筑布局分左、中、右三路，前后共五进院落。主体建筑宗圣殿位于中轴线中部，共有殿、庑、堂、亭等各式建筑物30余座，80余间。庙内还保存古柏350棵，明、清等碑刻20余座。曾子庙布局严谨，气势恢宏，是中国保存比较完整的明、清古代建筑群之一。

曾府

曾府即御赐曾氏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府第，坐落嘉祥城内南隅，文庙以西，占地约十余亩，前界南城，后至东西大街，与县治相对。今被改建他所。

曾林

曾子墓位于曾庙西南、南武城故址之西的元寨山东麓。曾林坐北面南，南北长117米，东西宽60米，占地7000余平方米，四周林墙高3米，原有中门1座，角门2座。内建有更衣所、斋房、享堂各三间。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重修一次。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又于中门外增建石坊1座，上镌“宗圣墓”三个篆书大字，并造石马、石羊等罗列神道两旁。曾子墓位于享堂后，曾林中后部，封土阔30米，高5米，墓前有石香炉、香案、翁仲和明嘉靖、清康熙年间石碑2座。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于墓左筑望祭坛1座，并于坛上树碑刻石，追祭曾氏二代祖先曾元至六十代曾昊诸祖。

南武城

南武城在今嘉祥县满硐乡阿城村北500米，有南武城遗址。呈方形，面积约25万平方米。现存城东墙残长100多米，残高近3米。文物部门进行过多次考证，从残存的城墙中发现具有春秋时代特征的棍夯窝，夯土中陶片最晚到春秋早期，地层陶片从西周到汉代都很多，断定此城最晚不会晚于春秋早期。嘉祥南武城，群众呼为阿城。《韵会小补》记：“阿又音屋。”古时“阿”“武”音相近，阿城就是武城。

南武山

南武山位于县城南15公里。满硐北6公里。东有黄路山，西连水牛山。山阳有曾子庙和南武山村，东西走向，由四座山头组成，主峰海拔210米，面积3.8平方公里。汉代也简称南山（见汉武梁碑），因此山在附近最大，群众也呼为大山。曾子曾在此山打柴。北宋昭文馆大学士曾公亮所作《曾氏族谱序》有“曾西祷于南武山”之语。

耘瓜台

位于嘉祥南武山之东，南武城北郊，传为曾子耘瓜，误断瓜根处。明万历《兖州府志》载：其台有二，高仞许，南北相峙，南台约五亩，北台约三亩。吕大器《莱芜侯像赞》有“耘绿台边，浴春沂上”，其中“绿台”即指耘瓜台。此两台20世纪70年代，村民平整土地被夷为平地。

曾子琴堂

曾子琴堂位于嘉祥县城东北隅，萌山之阳。曾有人在此掘得古琴，传为曾子鼓琴处。始建年代不详，堂后篆文石刻铭记：重建于金章宗太和七年（1207年）。苏思忠修建。穴地三尺余，铺以大石，上砌石台，南面砌九级石阶，台上建堂，上圆下方，形制如亭。堂前有甘泉清池，名琴台坑。明嘉靖九年（1530年）知县王时佐取石为泮宫桥，其堂遂毁。

曾子书院

曾子书院位于嘉祥县城南18公里南武山之阳，曾庙东，相传原为曾子读书处。始建年代不详。明于慎行《兖州府志·学校志》载：“考元时吴氏墓碑有东至曾子书院之文，岁久遗址不存。”

孟庙

孟庙又称“亚圣庙”，是历代祭祀孟子的地方。孟子庙奉祀，始于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初建于邹城东北，距城13公里的四基山西南麓，孟轲陵墓之前。据孟林享殿内现存宋景祐五年《新建孟子庙记》碑文记载，此庙为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所创建。后因距城较远，瞻仰祭祀等诸多不便，又别建孟庙于邹城东郊，此为邹城有庙之始。此庙之具体位置、规模和建庙的确切年代，今已不能详考。宣和三年（1121年）复建孟庙于现址。现在的孟庙亦非宋宣和建庙之旧观，历经金、元、明、清数十次重修和扩建，才具有现在的规模。现今的孟庙，坐落在邹城城区南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倚文贤岗，西濒京沪铁路，北枕因利渠，南临邹济公路，县城市区环拱于北，凫峄诸山雄峙于南，俨如画屏。庙内古木森蔚，碑碣林立，庙周围绕以红色垣墙。孟庙面积，据元代元贞年重修孟庙碑记载：基地为19.4亩。1964年，邹县文物保管所曾进行一次面积实测：南北，由孟庙北墙至庙前河滨，全长为458.5米，垣墙之内为317.5米。东西，由西庙墙至东庙墙外柏树处，为95米，垣墙之内为85米。总面积为65.3亩。其规模仅次于孔庙，为山东省现存历史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之一，是国内宋元至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的代表，1988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孟府

孟府，位于邹城南郊，与孟庙一街之隔，是孟子嫡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官衙和住宅。元至顺二年（1331年）文宗皇帝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代去爵称亚圣。所以，孟府现在又被称为“亚圣府”。孟府，总面积2.24万平方米。孟府是孟子的故居，也是孟氏嫡系后裔居住的宅第，始建于北宋晚期。孟府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封建贵族府第。前后有七进院落，楼、堂、阁、室148间，以主体建筑大堂为界，前为官衙，后为内宅，整体布局大方气派，典雅中透着几分威严。孟府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推测是宋景祐四年（1037年），建孟庙的同时，建造了孟府。后经历代变迁和扩建，就有了现在的规模。孟子后裔嫡系长子在明代以前，袭封邹县主簿。主簿相当于实职的副县级官员，从那时起开始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以后从未间断，到了民国，改称“奉祀官”。“五经博士”和“奉祀官”都是虚职，虽是八品，却没有实际权力，其主要职责是：看护维修林庙，祭祀先祖，弘扬儒家文化。孟家世袭的“翰林院五经博士”，其爵位并不高，但世代相袭，世代显赫，而且历经七八百年不衰，这样的贵族世家世所罕见。

孟林

孟林，位于城东北四基山西南麓，是孟子及其后裔的墓地。《新建孟子庙记》碑载，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于此发现孟子墓，并建庙祭祀。元丰七年（1084年），朝廷赐库钱修墓庙，购置祭田。经宋、元、明、清历代重修扩建，至清康熙年间形成目前规模。孟林，又称“亚圣林”，孟林距邹城市区13公里，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是国内现存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家族墓地之一。林内现存柏、桧、柞、杨、榆、楸、槐、枫、楷等一万余株，多为金、元、明、清各代所植。孟林内建有御桥、神道、享殿。享殿五间、殿后孟子墓，墓前立有巨型石碑，上书：“亚圣孟子墓”。孟林四面环山近水、古柏参天、蔚然深秀，是仅次于孔林的一处人造森林。四基山是连绵不断的四座山，因坐落的山顶都是齐头的，很平坦，古人说“如基”，所以叫作四基山。四基山的地理环境十分幽美，“南面凫峰，北拱岱岳，层峦叠嶂，环拱交错。远接洙泗之水，近连岗峰之脉”。一片苍松翠柏，遮天蔽日，芳草如茵，肃穆幽深。

孟母林

孟母林，位于邹城北25里马鞍山麓，林内葬孟子父母、孟氏后裔，孟氏中兴祖孟宁之墓即在孟母林内。至明清之际，已经形成一个傍山而建的庞大家族墓地。后人认为孟子成名，是孟母三迁教子之功，故将林地称“孟母林”。《孟子·公孙丑》篇载有孟子从齐国回鲁葬母一事，但庐墓具体所在未见诸史籍。直至金贞祐元年（1213年），孙弼在《邹公坟庙之碑》中才写道：“公为齐卿时，丧母而归葬于鲁也，今在邹兴乡马鞍山之麓是也。”这是有关孟母安葬地点的最早记载。孙弼之说的依据是什么，不得而知。元代元贞元年（1295年），司居敬拜谒孟母墓，见林中墓旁只有“邹公坟庙之碑”，而于母德缺略，遂请张撰《孟母墓碑》一文，立碑于前。文中写道：“其地在邹县北二十五里，马鞍之阳。马鬣其封，隆然冈阜，千六百余年。宜有丰碑记载，而蔑之或闻。岂历世既久遂湮灭邪？……孔子再岁而孤，孟子夙丧其父，操心危，虑患深，以达于大圣大贤之域，繄母训是赖，因表诸孟母之墓，使天下之为人母者，知所取焉。”这或许是孟母林称谓之始。孟母林现占地面积570亩，保留有元、明、清各代石刻及享殿等古代建筑。孟氏家族的二世祖孟仲子及中兴祖孟子45代孙孟宁的墓地也在孟母林内。林内遍植杂木，有桧、柏、楷、槲等古树名木1万余株，是国内保存完整的家族墓地之一。

第二节　重要文物

孔子夫妇木雕像

原藏浙江衢州州孔庙，后由浙江省转交。今藏曲阜市文物局，一级文物，像为楷木雕刻。孔子为上身像，戴便帽，大耳，大鼻，长袍大袖，双手相握于胸前，宽14厘米，厚12.5厘米，高37.7厘米；孔子夫人亓官氏为坐像，头梳高鬓，大耳，大鼻，双眼有神，长裙宽袖，双手拢于袖内，宽14.5厘米，厚13.5厘米，高41厘米。孔子夫妇木雕像，传为子贡在孔子死后守墓时用楷木刻制，依雕刻技法并考诸历史，应为宋代雕刻。北宋末年，孔子48代孙孔端友为避金人入侵携雕像南下，落籍衢州，置于衢州孔庙思鲁阁上供奉，之后数次战乱，孔氏南宗族人一直携带保护，直至雕像回归祖籍。

石刻孔子行教像

是各地今日雕像普遍使用的模本，纵195厘米，横63厘米，今藏曲阜孔庙圣迹殿。孔子面容苍老，眉发苍白，满髯齐胸，颧骨突出。宽衣博带，阔袖大领，下裳垂地，腰配长剑，叉手肃立。其上方，右上方题字：“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左下角题字：“唐吴道子笔”。此石刻像与文献记载孔子的身材、体型，头顶束发，身穿儒服，头顶稍扁，两眼突出等特点吻合，是一位威严慈祥的老者，故得到后人的认可，成为孔子的标准像，石像刻制时间不详。

三圣画像图轴

绢本，纵274厘米，横95.5厘米，画的是孔子、颜回、曾参三位圣哲，明代人作品。其珍贵之处在于，三人衣上满书蝇头小楷，写的是全部《论语》，现藏曲阜孔府。

明人彩绘《圣迹图》

为绢本，横66.2厘米，纵41.5厘米。因宋真宗追封孔子为“至圣”，即最高圣人，故彩图称《圣迹图》，即孔子事迹的连环画。彩图为册页式样，共36幅，每幅一画，每画一事。画册没有年代，而清雍正七年（1729年）的题跋考证为明代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作品，今藏曲阜孔府。

子见老子画像石

今藏济宁市博物馆汉碑室，为东汉建和（147―149年）年间刻制，纵78厘米、横170厘米。画面孔子居左，为话别状；老子居右，拄曲杖，为送行状。孔子身后的马车旁题“孔子车”，老子身后旁题“老子也”，老子身后也有一马车；画面中另有御车者，双方随行者。该石清代乾隆年间发现于武氏祠，由黄易移至济宁学宫，1939年移藏汉碑室。画面反映的是孔子34岁时至东周国都洛阳拜见老子之史实，当为拜见后道别的一刹那间。

孔子燕居像

《孔子燕居像》孔府收藏，虽无款署，但经鉴定，为明代中期作品。此像，绢本设色，纵126.5厘米，横102.5厘米。画面绘孔子半身像。孔子身穿青面蓝边、蓝领便服，大宽领斜下，内着白色衬衣。孔子面部稍向左侧，宽鼻大耳，二目有神，眼白与眼珠，黑白分明。上下嘴唇稍闭，微露两颗牙齿。两道浓眉，长长垂下，上唇留八字胡，下颏长须垂于胸前。上额有三道皱纹，束发蓝色扎巾。双手合抱于胸前，袖口露一左手拇指。燕居就是闲居，亦可理解为平时闲居在家。关于孔子燕居的情况，《论语·述而》记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申”是形容宽舒大方的样子；“夭夭”是形容面色和悦的样子。钱穆具体解释说：“乃所谓和顺积中，英华发外，弟子记孔子闲居时气象，申申，夭夭，似以树木生意作譬，此乃整个神态，不专指容色言。大树干条直上，申申也。嫩枝轻盈妙婉，夭夭也。兼此二者，不过严肃，亦不过松放，非其心之和畅轻安，焉得有此？孔门弟子之善为形容，亦即其善学处。或说：申申，整饬义，言其敬。夭夭，言其和。”（《论语新解》）

孔子观欹器图

《孔子观欹器图》，绢本，设色，纵100厘米，横59厘米。图中欹器三个，铜质，云牙大口外敞，圆腹圆底筒形，边饰雷纹，两耳位于腹中部，以铜链悬于横木上。中水半满，正立；左无水，右斜；右满覆。器架左立守庙人，手提木水桶，器架前右立四人：孔子居中，孔子身后两人，孔子前一人向孔子躬身施礼，应为子路请问持满之道。画面上部，有楷书十四行，每行十一字。文为《孔子家语·三恕》一则：“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夫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对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故常置之于坐侧。’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曰：‘呜呼！夫物恶有满而不覆哉！’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之道也。’”

孔子杏坛讲学图

《孔子杏坛讲学图》，明代吴彬绘。绢本设色。画纵124.5厘米，横62厘米。画面绘孔子讲学一情景。孔子正面高坐授课，四弟子对坐于蒲团上听讲。画中人物均身穿长服，头挽发髻，其中三弟子穿灰服，一弟子穿红服。孔子背后设圆顶屏风，屏风后绘枝繁花茂的杏树丛。画之左下方，款署“枝隐吴彬敬写”。杏坛一向被认为是孔子授徒讲学的地方。“杏坛”二字，见于《庄子·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此虽为寓言，但明确标示出孔子曾在杏坛讲学，故受到后人重视。有人曾做过考证，认为杏坛就在鲁国东门外。后世为纪念孔子讲学之功，在曲阜孔庙之中大成殿前建杏坛。《曲阜县志》卷四十九：“杏坛在大成殿台阶前，宋以前本为庙殿旧址，宋孔道辅监修祖庙，移大殿于北，不欲毁其故迹，因庄子有‘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话，乃除地为坛，环植以杏，名曰‘杏坛’，金党怀英篆二大字于碑。顾宁人有辩云：‘杏坛之名，出自庄子寓言，渔父不必有其人，杏坛不必有其土，即有之亦在水上苇间，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鲁国之中。’”《日知录》也云：“今之杏坛，乃宋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增修祖庙时，移大殿于后，因以讲堂旧基，环植以杏，取‘杏坛’之名。”

孔子为鲁司寇像

在孔子的一生中，有过一段仕鲁的经历。他的官位曾一度高居鲁国的大司寇之要职，大司寇是掌管国家司法、刑狱和社会治安的最高长官。孔府里保存了一幅《孔子为鲁司寇像》，这幅画像就是以孔子任大司寇这一史实为背景精心绘制而成的。《孔子为鲁司寇像》，绢本彩色，纵120厘米，横63厘米。画面绘孔子半身像，头戴司寇冠，横插玉簪，身穿司寇服，胸前为正心曲领，神态威严，正面稍向右视，端坐。画面左上方朱文印一方“宣和之宝”，并墨笔签一字押。像上方楷书，为宋高宗赵构御制《孔子赞》，明神宗书写，并有朱文印“虚斋”。此幅画像《阙里文献考》记为宋人慕吴道子绘司寇像。新中国成立后，经鉴定为明代作品。

孔子讲学图

《孔子讲学图》，绢本，纵167.5厘米，横95厘米，工笔重彩。图中所绘，山峦重叠，树木丛生，流泉飞瀑，景色宜人。孔子端坐于半山腰的石台之上，手执如意，作讲学状。孔子上方有古松参天，右有杏花绽放，身旁有四弟子侍立。画幅下绘群弟子由山下盘道而上，走向孔子。在画面的右下角有“李唐”二字的款署，并钤朱色印章。《阙里文献考》记曰：“石壁下老松盘曲，文杏杂列，先圣执如意，凭几讲授。弟子拱立受教者一人，执香炉立者一人，拱手侍者二人；群聚讲业者十有六人，内一人抱琴，三人执卷，余或拱手，或敛袖，或曳杖，或行相问答。凡弟子在列者二十人。宋李唐画。”这幅画作，虽然款署李唐，且《阙里文献考》又定言“宋李唐画”。然实则为明代人仿李唐之作。

乙瑛碑

孔庙旧存记事碑，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刻立。欧阳修《染古录》称“鲁相置孔子庙卒史碑”，洪适《隶释》称“孔庙置百石卒史孔龢碑”，郑樵《金石略》称“司徒吴雄等奏孔子庙置卒史碑”。史上又有“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孔龢碑”等称谓。今人简称之“乙瑛碑”。现存平首无额，碑身保存完整，两侧刻有缠枝花纹间以灵芝形纹，表面略有残损，高198厘米，宽91.5厘米，厚22.5厘米。此碑是已知第一次记录孔庙设置“百石卒史”祭祀官的文献，其文字笔力刚健，书法雄劲，是汉隶的代表之作，史籍多有记述。但有关“百石卒史”之称谓多有谬误。清吴玉搢撰《金石存》曾载云：“今本杜佑《通典》乃讹为百户吏卒。予按：《三国志》讹与《通典》同，《水经注》讹为百夫吏卒，《山东通志·阙里志》讹为百户卒史，皆莫之正。”汉制以俸禄多少作为职官等级的标志，汉时“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秩百石者，称之“百石卒史”也。

礼器碑

孔庙旧存，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刻立。史上有“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鲁相韩敕复颜氏亓官氏繇发碑”“后汉修孔子庙器碑”“韩明府孔子庙碑”“韩敕碑”“孔庙礼器碑”之称。今简称《礼器碑》。圆首，高45厘米。碑身高171厘米，宽78.5厘米，厚20厘米，四面皆刻有文字，整体保持完整。碑阳铭文16行，满行36字；碑阴3列，列17行；左侧3列，列4行；右侧4列，列4行。该碑史上影响甚大，金石史籍、方志多有录著及释文。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载记：“（碑阴）‘熹平三年（174年）项伯修’十三字，予尝为作诗，此二处碑阴小字，今尚略辨，乃拓者多遗失之耳。”阮元《山右金石志》亦有载记“熹平三年左冯翊池阳项伯修来”13字题记，今已无从辨识。南宋洪适《隶释》载“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无额”；清初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所记此碑亦不含碑首尺寸。今之碑首不知何时所被。通观此碑铭文字迹笔画，非一次而就，碑阴、碑侧为数次增补而成。

史晨碑 

孔庙旧存，阴阳皆有铭文，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刻立。史上欧阳修《集古录》作“鲁相晨孔子庙碑”，洪氏《隶释》作“鲁相史晨祠孔子奏铭”，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作“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今简称“史晨碑”或“史晨前碑”；碑阴有“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史晨后碑”之称。圆首，通高208厘米，宽85厘米，厚23厘米。碑阳铭文17行，行36字；碑阴铭文14行，前8行，行36字，后6行，行35字。整体保存完整，字迹部分残缺。该碑铭文为汉隶极品代表作之一，历为书家所重，清代尤甚。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云：“此碑下一层字嵌置趺眼，向来拓本难于句读，自乾隆己酉（1789年）冬，何梦华将趺眼有字处凿开，从此全文复显。”杨守敬《平碑记》云：“碑下—层字嵌置趺眼，向来拓本难于句读、自乾隆己酉何梦华将趺眼凿开、从此全文遂显。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清时，置于孔庙同文门下。1978年移入孔庙东庑。1998年移入汉魏碑刻陈列馆。

孔褒墓碑 

该碑为出土旧存，原置于孔褒墓前，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以后刻立。史上有“汉故豫州从事孔褒碑”“汉孔文礼残碑”之称谓。高270厘米，宽101厘米，厚23.5厘米，圆首，有晕，有穿。额篆书“汉故豫州从事孔君之碑”，1行10字。现存碑体完整，碑表削落严重，字迹漫漶不清，已不可连读。碑左侧有黄易题记。孔褒，字文礼，孔子二十世孙，孔宙长子，孔融之兄。《后汉书·郑孔荀列传》有载云：“……时融年二六，俭少之而不告。融见其有窘色，谓曰：‘兄虽在外，吾独不能为君主邪？’因留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遂并收褒、融送狱。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之。’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甘其罪。’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褒焉。”此处所谓“俭”，乃张俭也，字元节，为东汉名士，今邹城人。曾任山阳郡东部督邮，辅佐郡守督。延熹年间，因“党锢之祸”遭追捕。该碑文当与此事件相关，所立时间应在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党禁解除之后。

鲁孔子庙碑 

孔庙旧存，立于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229年）。史上有“孔羡碑”“魏封宗圣侯孔羡碑”“魏封孔羡奉孔子祀碑”“宗圣侯孔羡碑”“魏修孔子庙碑”之称谓。圭首，首有横断纹；有穿，穿上篆书“鲁孔子庙之碑”，整体保存完整。通高233厘米，宽93厘米，厚25厘米。碑阳铭文22行，行40字，尾有宋代题记。三国魏碑石史载仅有此一，且为之皇家功德碑，弥足珍贵。该碑记述了魏文帝曹丕即位之初，复兴阙里孔庙之举措。厘定了“宗圣侯”诏封时间并非《三国志·魏书》所载黄初二年正月，实为黄初元年。宋人张稚圭题跋认为是碑文由曹植撰写、梁鹄手书，史上曾有质疑，后世大都趋于认同。今观“况今圣皇肇造区夏，创业垂统，受命之日，曾未下舆而褒美大圣”一语，实难认同。其书风上承两汉，下导北魏，史称“魏隶”，为史家所重。乾隆年间位于孔庙同文门西间。1978年，移置孔庙东庑。1998年，移入汉魏碑刻陈列馆陈列。

贾使君碑 

传世旧存功德碑，北魏神龟二年（519年）刻立。史上有“贾思伯碑”“后魏贾思伯碑”“后魏兖州贾使君碑”“兖州刺史贾思伯碑”之称谓。螭首，沿边浮雕四龙纹饰拱起呈半圆状，中额题“魏兖州贾使君之碑”。高214厘米，宽84厘米，厚20.5厘米。碑阳为正文，字迹多有残损。碑阴刻有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太原人温益题记；元惠宗至正十二年（1352年）兖州知州李弼立碑题记。碑侧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兖州知府金一风移碑庑下题记，以及翁方纲跋。碑体保存完整。贾思伯（468―525年），字士休，北魏益都（今寿光）人，《魏书》《北史》均有传。曾任兖州刺史，颇有政绩，深得百姓爱戴。该碑石为去任之时，兖州官民为其刻立德政之碑。曾两度失而复得，其过程详载于碑阴。

张猛龙碑 

传世旧存功德碑，北魏正光三年（522年）刻立。史上有“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魏鲁郡太守张猛龙碑”“张猛龙清颂碑”之称谓，简称“张猛龙碑”。螭首，深浮雕四龙身缠绕，两侧双龙头下垂呈半方半圆状。中额题“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碑首下部有横斜断纹，整体保存完整，通高228厘米，宽91厘米，厚24厘米。碑阳正文22行，行46字，另有题名、刻立时间4行；碑阴题名21行，字数不等。该碑始立于魏鲁郡城内无疑，具体地点无考，何时移入孔庙不见史载。碑文褒杨北魏鲁君太首张猛龙族源生平、兴学劝农、教化民风之德政。张猛龙其人正史无传，熙平年间（516―518年）任鲁郡太守，任内深得民众爱戴敬重。

李仲璇修孔子庙碑 

孔庙旧存记事碑石，东魏兴和二年（541年）刻立。史上有“东魏孔子庙碑”“鲁孔子庙碑”“后魏兖州刺史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等称谓。螭首，碑额篆书“鲁孔子庙之碑”。通高2.53米，宽0.86米，厚0.14米，整体保存完整。碑阳碑阴皆有字，碑右侧刻有是碑书者。该碑碑阳所记兖州刺史李仲璇上任未及“浃旬”（十天），便来曲阜修孔子庙，塑孔子像及塑弟子十哲像配祀孔子之事。知孔庙塑像始于李仲璇，其人《魏书》有传。《孔氏祖庭广记》载云：此次修孔子庙始于兴和元年，三年讫功。碑侧一行文字记王长儒书碑，后人颇有争议，清王昶《金石萃编》论道：“碑侧一行，书体颇与碑文不类，且碑阳年月下尽有余石，何以书人题名碑侧，恐后人妄增，姑议此疑，与好古者共质焉。”清乾隆年间，是碑存于曲阜孔庙同文门下。1978年，移入孔庙东庑。1998年，移置汉魏碑刻陈列馆。

大唐赠太师鲁国孔宣公碑

孔庙旧存祭祀碑，崔行功撰文，孙师范书，唐仪凤二年（677年）刻立。圆首，有额，额篆书“大唐赠太师鲁先圣孔宣尼碑”，4行，行3字，两侧阴线刻祥云形花藤簇拥仙驾凤仪。碑高3.64米，宽1.25米，厚0.32米。碑身保存完整，字迹清晰，现置于十三碑亭南排西起第三亭内。是碑阴阳共刻有六项内容：碑阳为崔行功奉敕撰文；碑阴为唐太宗封孔德伦为褒圣侯诏；唐高宗修造孔庙遣官至祭之诏；太子弘请建孔庙碑表；乾封元年祭文；金高德裔题记。依内容时间顺序，碑阴武德九年（626年）太宗封孔德伦为褒圣侯诏是第一文；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修造孔庙遣官至祭之诏是第二文；是年祭文为第三文；太子弘请建孔庙碑表为第四文；崔行功奉敕撰文为第五文；金高德裔题记为最后。

文宣王庙门记碑

孔庙旧存记事碑，裴孝智撰，裴平书，唐大历八年（773年）十二月初一刻立。螭首，有额，额篆书“文宣王庙门记”，2行，行3字。碑身底部左角用他石修补，最下一行碑文嵌入碑趺中。现存高1.68米，宽0.72米，厚0.14米。碑文隶书，碑阴题记三则，碑侧题记一则，字迹基本清晰。是碑最早载记见于宋赵明诚《金石录》，而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缺载，疑时已倒伏。乾隆《曲阜县志》又见释文，除底部一行文字完整外，缺字于今所见无文补石基本一致。碑文记述了大历八年（773年），修葺孔庙由时兖州刺史孟休鉴发起，功曹卢瞳积极响应，曲阜县令裴有象新建庙门一事。

新修庙记碑

孔庙旧存记事碑，贾防撰文，书者不详，唐咸通十一年（870年）刻立。圭首，有额，额正书“新修庙记”。高1.46米，宽0.75米，厚0.22米。碑表稍有削泐，字迹尚能连读，整体保存完整。碑阳、碑阴、碑侧皆有碑文，碑阳记载了时阙里生态、孔子三十九代孙孔温裕上疏自费修孔庙及中书门下牒牒文。碑阴、碑侧刻有宋代题记。是碑翔实记录了唐咸通时孔庙史貌：“门连归德，先分数仞之形；殿接灵光，重见独存之状。……素壁高标，宛是藏书之后。槐影疏而市晚，杏枝暗而坛孤。”时孔庙正门与旧时故城西门“归德门”东西相连；大殿与昔日灵光殿旧址相接；被今人称之为“唐槐”的古树依存（诗礼堂前），“杏坛”的历史影像只能在“杏枝暗而坛孤”中体味。

先师邹国公孟子庙记

此碑立于宣和四年（1122年），高2.33米，宽0.84米，厚0.24米。碑额篆文3行9字。碑文为正楷，18行，每行49字，约共860字。这座碑距今已870余年，自然风化，漫漶较重，现中部已断为两截。下部斑斓剥落，已无字迹。全碑约有288字无法辨认，占碑文三分之一。所幸，明嘉靖四年（1525年）版戴光修《邹县地理志》中收录了此文，弥补了缺字之憾。此碑为今孟庙创建时所立刻石，是今孟庙最原始的“说明书”。它镌刻于北宋末年，故对北宋对孟子的尊崇作了较详尽的总结。从孟庙创建于四基山到迁至邹邑之东郭，再迁至南门外道左，以及历次增修；从孟子被封为邹国公，到配食孔子庙，以及列一品戟于庙门，均作了记述。更有意义的是，它记载了宣和三年民间自动出私钱移建现址孟庙的经过，充分表明了普通士民对孟子的尊敬。因此，它对于研究孟子对后世的影响及孟庙的沿革，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碑文的第二部分为议论，撰者站在正统儒家学派的立场上，以豪放的笔触，论证了唐代韩愈所提出的“道统”观念。认定孟子是儒家的嫡系传人。通过议论，反映了撰者对孟子的极端推崇及坚定的“正统”儒学观念。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撰者对北宋末年统治阶级内部昏庸腐败，奸佞执政，伪言横行，赵王朝摇摇欲坠的忧虑和悲愤。此碑文为曲阜孔端朝所书。字体秀美，神采焕发，虽有严重剥落残缺，但仍不失其俊骨逸韵。

追封孟父孟母圣旨碑

此碑立于元延祐三年（1316年），碑总高5.15米，其中双龙碑额103米，龟座0.75米，碑身3.1；碑宽1.1米、厚0.3米。篆额3行，每行4字。碑文分别用八思巴文和汉文书写。上半部为八思巴文，11行，每行14字，共136字；下半部汉文与八思巴文相对应，行字相同。所不同的是，八思巴文由左至右竖排，汉文由右至左竖排。年代落款处内侧各有一“宝”字，代表皇帝的印信。碑阴刻有“追封邾国公邾国宣献夫人碑阴之记”，共30行，每行89字，总计1742字。此碑为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一幢圣旨碑。仁宗是顺宗答喇麻八的次子，武宗海山的弟弟。幼年时与其兄海山共同师事汉族名儒李孟，接受儒术的熏陶。即位后，信用李孟等汉族大臣，尊孔崇儒，力行“汉法”。一再表示以儒家的纲常之道作为元朝政治的统治思想，并广泛擢用汉人儒士。在这道圣旨中，虽然题为褒崇孟父孟母，但实质是通过对孟父孟母的褒崇而表达对孟子的褒崇，进而表达尊孔崇儒的意愿，实现其以儒术治国的目的。

邾国公祠堂记

此碑立于元致和元年（1328年），碑高3.32米，宽1.04米，厚0.35米。碑额篆文2行共6字。碑文21行，每行52字，共695字。碑阴有文11行，199字。《邾国公祠堂记》以简洁的语言，记载了在孟子父母被褒封为邾国公、邾国宣献夫人之后，邹县吏民及孟氏后裔修建邾国公祠堂的经过。热情颂扬了孟子父母教养亚圣的功绩。同时称赞了孟子故乡的吏士对孟子的热爱和尊崇。

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圣旨碑

此碑立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碑通高4.14米，宽1.12米，厚0.35米。碑额双面立体透雕二龙戏珠，正中篆额“皇元圣制”四字。碑身镌刻蒙、汉两种文字。上半部为蒙古八思巴文，由左至右竖写排列，11行，每行16字，共154字。此碑是孟庙中最为珍贵的碑刻之一。它完整地记载了元文宗颁布的一道圣旨。文宗帝推尊孟子为百世之师，称赞孟子追配神禹，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使孟子的历史地位达到了极顶。由此，孟子名正言顺地成了仅次于至圣孔子的亚圣。这座碑对于研究儒家特别是孟子对后世的影响，以及研究元代的政治、文化等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邹县重修孟庙碑记

此碑立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此碑又名《明吴尚端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重修孟庙碑记》。行书。原刻碑文15行，行11字至75字不等，约计922字；记文左右刻有题记5行，行字数不等，计89字，碑阳计刻共约1009字。碑身通高3.2米，宽0.92米，厚0.30米。螭首双龙戏珠圆雕，中嵌篆额“邹县重修孟庙碑记”双行竖刊。此碑字迹泐溃残破尤甚。究其原因，可能是碑文阴刻较浅，经风雨剥漫，损毁严重；清末民初孟氏因兵乱天灾频仍，府内经济困难，常惟碑拓片至京津托售，因此字迹损磨较重；1947年2月14日午时，飞来国民党飞机两架，低空盘旋于庙府上空，轰炸扫射，该碑正面被击中大小弹坑二十多处，这也是此碑受损毁重要原因之一。

康熙御制孟子庙碑

此碑立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御制孟子庙碑”是孟庙中体积最大的一块碑，由赑屃、碑座、碑身、碑额四部分组成。最底部是一个庞大的赑屃，其长3.35米，高约1.50米。雕刻精细，至今保存完好。据说抚摸它可除病祛灾，因此，每年正月十五，信奉此道者往往蜂拥而至，赑屃全身被抚摸得光滑如璧，几可照人。赑屃之上是碑座，座宽1.52米，高1米。碑身高3.16米，宽1.42米。碑文用柳体书刻，除个别字含行书笔势外，其余均用正楷，劲健厚重且丰腴妍润，笔势凝重，神更飘逸，是一杰出的书法艺术品，碑首苍龙腾云，栩栩如生。碑额书“御制孟子庙碑”六字。

孟子圣迹图

孟庙东路启圣殿下东侧，立有一块明碑。碑文反正面各以书页的形式刻着十二组内容，每组分左右两图。正面下部第一至六组刻《孟氏家传祖图始末之记》《孟氏家谱序》；上部十九至二十一组，刻邹县城廓图、宋南门外庙制图、大元重修庙制图、马鞍山林墓图、邹国图及配享宣圣位次文。北面自上第七至十八组共十二幅，刻《孟子圣迹图》。

《孟子圣迹图》每组相对两幅，每幅高0.26米，宽0.16米，依刻石画面编号为：七、断机，八、梁惠王问利国，九、齐宣王问治国，十、传食于诸侯，十一、门人，十二、公孙丑问浩然，十三、乐正克配享，十四、道性善，十五、邾国公及邾国宣献夫人，十六、思孟传授，十七、四基山坟墓图，十八、亚圣公夫人。

《孟子圣迹图》首先表现了孟子一生的主要事迹，他历游齐、宋、滕、魏各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晚年与弟子著述《孟子》七篇。图中有将近一半的篇幅表现这方面的内容。《孟子圣迹图》突出了孟母的事迹。图一便是《孟母断机》。图之右上方“孟氏祖庭图纪卷一”字样，系标明采自于书。左侧室内檐下一架织机，孟母立于机前，面向右方，右手持刀割织，左手前指，似在教训儿子。右面年幼的孟子，面左躬身拱手聆听。画面简洁生动，形象地展示出孟母教子的故事，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孟母成为天下著名良母、女中楷模。“思孟传授”两幅图，突出表现了孟子师事子思这一主题。图刻子思与孟子分坐左右两面，皆坐于宽大的座位之上。左面的子思左手前指，拟正在讲授状，右面的孟子叉手端坐，认真聆听教诲。从具体形象看，似乎子思直接向孟子传道，其实是一种形象表现而已，目的，是以此说明孔孟的师承关系，证其确实继承孔子思想而来，显示其思想乃儒家正统。《孟子圣迹图》有两幅画面绘有孟子弟子的形象。乐正克作为孟子的一大弟子，图中专有记其被封之事。左侧画面正面端坐孟子之左侧的是乐正克，上书“利国侯”之名。右图刻字四行“宋宣和三年庚子三月十八日敕乐正克，学古之道好善，优于天下，追封利国侯，配食于邹国公，可为万世不泯之体。”圣迹图的作者通过孟子师承及传授弟子的具体形象，阐明孟子之道之大，亦即后人所誉其“继往圣”、“开来学”的最好注脚。

第三节　孔子及弟子

孔子

孔子一生勤奋好学，贡献卓著。年轻时，从事过多种职业。成年后知识愈益丰富，授徒讲学，研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学说。中年从仕，由“中都宰”到摄鲁国相事。因在鲁国不能实现其政治主张，转而周游列国，往来于卫、宋、陈、蔡之间，前后历经14年，始终未得重用。晚年回到鲁国，专心从事前代文献的整理和教授弟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终年73岁。

志于学　鲁襄公二十二年（周灵王二十一年，前551年）十月庚子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市东南25公里尼山附近），名丘，字仲尼。3岁（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父叔梁纥卒，随母移居鲁国都城“阙里”。17岁（鲁昭公七年，前535年），母颜征在卒。19岁（鲁昭公九年，前533年），娶宋国亓官氏女为妻。20岁（鲁昭公十年，前532年），生子孔鲤。

孔子幼年时期在鲁国崇尚周礼的社会氛围影响下，即喜好学习礼仪，“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少年时代即立下一生从学的志向。他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还曾经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他虚心好学，曾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他学诗习礼，所涉内容广泛。为学习祭祀之礼，他“入太庙，每事问”（《乡党》）；20岁左右，曾做“委吏”（管仓库的小官），能做到“会计当”；任“乘田”（管牛羊的小官），能使牛羊茁壮。27岁时（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郯子到鲁国朝聘，谈论古代以鸟名官问题，孔子听说后亲自向郯子求教，还感叹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34岁（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他前往周王朝的所在地洛邑问礼，并拜见老子，听老子讲解做人的道理。他非常喜欢音乐，曾向鲁国乐官师襄学习弹琴；平时遇有善歌者便随地讨教。他还学习射箭和驾车。有一次，达巷的人们议论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他表示：“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他在齐国听《韶》乐，潜心学习，竟“三月不知肉味”。近50岁时，他又学习《周易》。并表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自称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同上）孔子多次向弟子表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上）并且说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能够做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种好学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使他积累了渊博的学识，并通晓礼、乐、射、御、书、数，拥有多方面的才能，为他从政、事教、整理前代文献奠定了基础。

创办私学　孔子30岁（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时，已积累了相当丰厚的学识，声望日显，进入“而立”之年。为了推行其理想和主张，他创办私学收徒讲学，34岁时，自周返鲁，“弟子稍益进焉”。同年，鲁大夫孟僖子死，死前留下遗言，称孔子为“达者”，并让其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孔子“而学礼焉”。

孔子以“文、行、忠、信”和“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因材施教，用举一反三、循循善诱的方法教育学生，培养出一批有才干的弟子。无论是出仕从政，还是周游列国，其主要弟子均追随左右，聆听教诲。在周游列国期间，师生同甘苦，共患难，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仍然讲诵、习礼不止。同时，孔子提出“当仁，不让于师”，师生相互启发，教学相长，形成了既严格又亲切的师生关系。孔子鼓励学生参加政治实践，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曾让公西华使齐，让原宪做家宰。到了晚年，他的弟子已有多人从政出仕。弟子从政后，他仍然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指导。冉求为季氏聚敛财富，他尖锐地斥责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孔子告诫他要“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子夏为莒父宰，孔子教育他“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子游为武城宰，用礼乐教化百姓，孔子便高兴地让弟子们向他学习。

孔子创办私学，传道授业解惑，以身作则，受到时人和弟子们的敬佩和赞扬。颜回曾感动地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子贡赞颂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子张》）

仕鲁　孔子35岁（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时，鲁国发生内乱，他离鲁适齐，开始寻求出仕，曾任齐国大夫高昭子的家臣。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受到齐景公的赞赏，准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但受到晏婴的阻止。

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年），孔子离齐回到鲁国，因不满鲁国现状，仍只讲学授徒，不愿出仕从政。51岁时，（鲁定公九年，前501年）季氏家臣阳货叛乱失败，孔子始出仕，被任命为“中都（今山东汶上城西）宰”，因治理有方，受到各方效法。

鲁定公十年（前500年），孔子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又升为大司寇。这一年，孔子摄相事，参加齐景公与鲁定公夹谷（今山东莱芜）之会。齐国欲使莱人以兵鼓噪劫持鲁定公，被孔子识破，依礼说于齐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齐国不但阴谋未能得逞，而且答应归还过去占领鲁国的郓、讙、龟阴之田以谢过。

孔子54岁（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时，因鲁国季孙、叔孙、孟孙三氏所建都邑费、郈、郕，皆超过应有的规模，且拥有武装力量，孔子便向定公建议堕此三都。建议被采纳，堕郈、费成功，堕郕时，受到孟孙氏家臣的抵制而失败。

55岁（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代理）相事。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道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鲁国得到较好的治理。“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文马三十驷（120匹）”赠给鲁国。鲁国的主政者季桓子和鲁定公受其诱惑，怠于政事，轻慢大夫。孔子见堕三都的计划未能完全实现，当政者的行为又令人失望，加之当时鲁国仍实行“尊尊、亲亲”“世卿世禄”制度，重用姬姓贵族，而出身低下的孔子及其弟子难于通过仕途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便愤然离鲁，开始周游列国。

周游列国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孔子离鲁首先到了卫国，住在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按照他在鲁国的待遇，给予“奉粟六万”。后卫灵公听信谗言，派人监视孔子，孔子于是离开卫国去陈国。

在经过匡地（今河南长垣县境）时，孔子被误认为是曾侵犯匡地的阳虎，遭到匡人的围困。经过蒲地（亦在长垣县境）时，又正值卫国的公叔氏在蒲叛乱。公叔氏扣留孔子，要求他不要回到卫国帮助卫灵公。孔子答应蒲人要求，并举行了盟誓。但离开蒲地后，又返回了卫国。子贡问：“盟可负邪？”孔子回答说：“要盟（强迫订的盟约）也，神不听。”（《史记·孔子世家》）

回到卫国后，在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孔子受召，引起子路的不满。孔子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其后，卫灵公与南子同车出游，让宦官雍渠参乘，让孔子乘车随后，招摇过市。孔子深感受辱，谴责卫君好德不如好色。

这一年，晋国佛肸（xī）在中牟反叛赵国执政者赵简子，佛肸使人召请孔子，孔子欲往，子路认为不该去。孔子感慨地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表现了不能施展抱负的苦恼。但终未应请。

鲁哀公二年（前493年），卫灵公衰老，怠于政事，始终不能重用孔子。孔子叹惜：“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因在卫无所作为，孔子便去赵国见赵简子，行至黄河边，听说晋国的贤人窦鸣犊、舜华被杀，感到非常失望，于是又回到了卫国。

不久，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国，到了宋国。正当孔子与弟子们在树下习礼时，宋国司马桓魋（tuí）欲加害孔子。孔子只好离开宋国去郑国。途中与弟子失散，子贡向郑人询问孔子去向，郑人形容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则如实承认：“然哉！然哉！”师生一行路经郑国，最后到达陈国。

孔子在陈期间，鲁国主政者季桓子卒，其子季康子执政，欲请孔子回鲁，但受到公之鱼等人的劝阻，改先召冉求回鲁。孔子63岁（鲁哀公六年，前489年），吴国伐陈，楚救陈，陈政局混乱。孔子离开陈国，前往负函（蔡国），在陈蔡之间，经历了绝粮的危难。随行的弟子饥馁不堪，而孔子依然“讲诵弦歌不衰”。有弟子不满，孔子教导他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并且勉励他们，应该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能因为受到挫折而动摇（《史记·孔子世家》）。在周游途中，师生一行先后遇到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隐者，他们讽劝孔子放弃自己的追求，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而孔子则表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明知道之不行，仍坚持自己从政治国的主张，“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到了负函以后，负函已属楚国。楚国的叶公（沈诸梁）曾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政在来远附迩”（《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听说楚昭王生病时仍坚持祭祀不违背礼制，便称赞楚昭王“知大道矣”。这时，因孔子许多弟子在卫国从政，卫君也愿意孔子返卫，于是孔子离开楚地，再次回到卫国。孔子回到卫国后，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孔子已68岁。季康子听从冉求的建议，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结束了周游列国的活动。

孔子在外共14年，前后到过卫、宋、曹、郑、陈、蔡、楚7个诸侯国，其中在卫近10年，在陈4年多，收获较大。《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子路任卫国“蒲大夫”，高柴任卫国“士师”，子夏任卫灵公“行人”，孔子藉此部分地达到了“求仕行道”的目的。他南下陈楚，了解淮夷官风民俗，改变了“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的看法，产生了“南人”可亲的观念：南人也，“通人情，知礼节”（《韩诗外传》卷一），进而充实了他的“仁”的思想。

整理文献　孔子回到鲁国以后，已无求仕之志，转而专心从事文献整理和讲学。因其德高望重，被尊为“国老”（《左传·哀公十一年》），经常回答执政者的问询，有时也过问重大政治事件。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齐国陈成子弑齐简公，孔子就曾主动向哀公和三桓提出出兵讨伐的建议。

孔子一生非常重视对前代文化典籍的学习、研究和整理。他曾明确表示，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还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孔子对前代文献的学习、研究、整理，主要集中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个方面。

《诗》在孔子以前就已形成。经过长期的沿传授受，《诗》中出现了错讹，或有句而不成章，或有章而不成篇，或辞曲不得其位。孔子去掉重复，调整编次，配合辞曲，对《诗》做了加工整理。《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孔子非常重视学习《诗》《乐》。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还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因此，孔子重视《诗》教，认为《诗》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人“温柔敦厚”，并把《诗》作为“六艺”的教学科目之一。

孔子早年曾“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阳货》）晚年自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即对《乐》进行过整理，并用他整理过的《乐》教授学生。但在历史的沿传中，古《乐》佚失了，古“《诗》三百”却因孔子的整理而留传下来。

孔子一生最重视的是“礼”。他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史记》称孔子“追迹三代之礼”，《汉书·艺文志》也说：“《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据载，七十篇与十七篇文相似，说明十七篇《礼经》（即《仪礼》）是经过孔子整理传授的。

《书》，后世称之为《尚书》《书经》。在孔子之前，已有《夏书》《商书》《周书》等散篇流行于世。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年“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经过后世的增益，至汉代才被称为《尚书》。根据《史记》的记载及《汉书·艺文志》所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今存《尚书》当有孔子的贡献。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又说“孔子传《易》于（商）瞿”。《论语·述而》也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般认为《易传》十翼成于战国末年，其中当保存有孔子解释、整理《易经》的成分。

《春秋》自来被认为是孔子编修的。《孟子·滕文公下》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杜预《春秋序》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可见今天流传的中国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加以整理编订而成的。

孔子对前代文献的整理，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赞扬孔子：“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卒于鲁，享年73岁。死后，葬于城北泗上。弟子皆为之服丧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别而去。子贡又于冢旁建庐，守墓三年。此后弟子和鲁人，迁往孔子冢附近居住者百有余家，因而被称之为孔里。

孔子弟子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孔门七十二贤”，是孔子思想和学说的坚定追随者和实践者，也是儒学的积极传播者。

孔子弟子简表

表32-1-1

第四节　档案文献

中国古代的档案文献，商代称“册”，周代叫“中”，秦汉称“典籍”，汉魏以后谓“文书”“文案”“案牍”“案卷”等，清代以后多用“档案”。孔子儒家的存世档案文献主要有孔府档案和孟府档案。

孔府档案

孔府档案是孔氏家族宗法体制下的社会生活记录，它以其独特内涵、丰富的层面真实记录了衍圣公府自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到1948年400余年间家族管理状况。其内容包括宗族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是中国著名的私家档案。孔府是世袭罔替的封建贵族庄园，历代封建王朝对孔子后裔“恩渥备加”“代增隆重”。孔府特殊的贵族地位，得以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这些资料涵括了封建社会制度下特有的宗法体制，朝廷与大宗之间，大宗与小宗之间的方方面面，档案资料之完整，延续之久远在国内外鲜见，对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家族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孔府的主人衍圣公，是孔子的嫡系后裔，在孔子的社会地位不断抬高的同时，优渥孔子的子孙，成了尊崇孔子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嫡系长子推恩受封的制度，孔子的嫡长子孙受到历代帝王特别的关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附的特殊关系。而这种关系不会因朝代更迭而改变。

历代衍圣公定期朝觐，专折奏事，与朝廷和各级官吏均保持密切关系，得以保存很多表笺奏章、朝会纪实、来往公文等资料。衍圣公的主要职责是拱卫林庙、奉祀孔子和统率宗族，其衙署机构为祭祀典礼需保存礼乐典籍，为统率宗族需保存宗则谱牒，为管理孔府田产和户人又需保存地契账簿、信票、告谕等资料。其目的，既是为感戴皇恩，记录历代恩典，也是为保证祭祀符合封建礼乐制度及宗族世系流传不失，特别是为了管理土地和户人。于是，自成一体的施法、税收等大量档案资料由此产生。

原来的孔府档案，大部分是清代档案，明代以前的丧失殆尽，明代的仅限于后期部分，民国时期档案相对数量不多。旧时它们是按《千字文》开头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次序编号。除集中堆放在孔府册房外，还散存于“六厅”、书房、司房、启事厅以及民国时期的承启处、庶务室等处。1956年6月，国家文物局专家单士元、李洪庆等到曲阜，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共同清理孔府旧存文物，对孔府档案进行单独列项，专库保管。同年8月，南京档案史料整理处受国家文物局委托，派金桂、郭鹏、丁家襄等到曲阜，帮助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孔府旧存大部分资料进行清理整合，并编目登记，装册保管，一期工程至1958年9月结束。随后，孔府档案整理工作陆续开展起来。至2010年，经整理的孔府档案按时间顺序分为三个部分，即明代档案、清代档案和民国档案，数量达9025卷。

已整理的档案，分为宫廷、朝廷政治、文书类，祀典类，袭封类，宗族类，林庙管理、属员类等。宫廷、朝廷政治、文书类记载了封建王朝登基、建储、巡幸、临雍、崩逝、祔庙配天、庆典朝贺等皇室大事和典籍制度；组织坛庙祭祀、司法、科举、学务、军务等国家政事；以及奏档、京报邸抄、公文簿册等有关政治方面的内容。祀典类档案，记载驾幸阙里、御祭孔子、给赐供器、匾联和遣官祭祀、礼乐典籍、祭品、祭器及贤儒从祀、圣贤祠庙祭祀等，反映封建王朝尊孔崇儒的内容。袭封类档案，记载了孔氏子孙袭爵受封，设置孔氏职官、家学庙学职官和王贤奉祀、名宦乡儒奉祀等，反映封建王朝对孔氏后裔和圣贤后裔优遇恩典的内容。宗族类档案，记载了孔氏族长等职官和纂修家谱的情况，以及孔氏宗谱、各省支谱、宗法族规、家族事务、优免孔氏差徭赋税等关于孔氏宗族的内容。林庙管理、属员类档案，记载了孔府属官、家学职官等管理机构和人员及林庙保护修缮及洒扫户丁等内容。其他还有田产、租税、财务、刑讼、庶务等杂类。

明代档案　孔府保存明代中期以前的档案资料，受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大多难见其踪。今所整理明代档案，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分为袭封、宗族、属员、徭役、刑讼、租税、宫廷、灾异、资料文书十类。袭封类：包括荣典、世职知县、先贤奉祀。宗族类：包括家谱，资助族人。属员类：包括庙廷官员，府内官员，经理租税人员，学录。徭役刑讼类：包括徭役、刑讼、孔氏族人、属员、庙户、佃户、船户。租税类：包括祀田、地亩钱粮、房租、集市。宫廷类：包括朝贺进贡、恩赐。加上灾异类、资料文书类的档案在内，明代档案共计六十二卷。

清代档案　清代档案，从清顺治元年（1644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共计6481卷。分为袭封、宗族、属员、刑讼、租税、林庙管理、祀典、宫廷、朝廷政治、财务、文书、庶务十二类。袭封类：包括总项、衍圣公、南宗博士、五经博士、太常寺博士、洙泗学录、尼山学录、列圣列贤奉祀、先儒奉祀、汉将名将奉祀、名宦乡贤奉祀等。宗族类：包括总项、孔庭族长、林庙举事、户头户举、修谱、圣贤儒家谱、家族事务、差徭、族人自置田产等。属员类：包括总项、捐官、封典、府内官员、赍奏官、知印官、掌书官、书写官、伴官、林庙职官、林庙守卫、百户官、管勾官、执事官、诗礼堂启事官、金丝堂启事官、平阳屯屯官、巨野屯屯官、郓城屯屯官、独山屯屯官、东阿屯屯官、洸河屯屯官、各屯厂庄甲首官、孔颜曾孟四氏学教授、学录、学田屯官等。刑讼类：包括圣贤后裔、府庙职官、庙佃户人、仆役、乐府、贡监生员等。租税类：包括祀田、清理查丈，垦荒完赋、田租征催、各屯厂庄地亩册籍、湖田船只管理、捐献、学田、修浚河堤、房租、集市收税等。林庙管理类：包括总项、培护地脉、保护林庙、孔林修缮工程、孔庙修缮工程、曲阜孔庙、尼山孔庙、各书院、洒扫户丁、遴派头役、查编保甲、编审户丁、查辑逃丁、征收丁银等。祀典类：包括总项、御赐贡品匾对、御祭、驾幸阙里、遣派皇子官员致祭、丁祭、祭器、祭品、贤儒从祀、列圣列贤祠庙祭祀等。宫廷类：包括历代帝后、登极、亲政训政归政、册立中宫、建储、徽号、万寿、临雍、巡幸、崩逝、谥号、祔庙配天、谒陵、太监、宗室、庆典朝贺等。朝廷政治类：包括政事、典章制度、组织、印信、官员、官制、奖惩、地方官员到任、方域、庶政、礼俗、服制、旌表、坛庙祭祀、祥瑞灾异、宗教、司法、文字狱、科举、山东文武场乡试，府庙属员应试会试、选应博学鸿词、绶免岁考、文童考试、学务、兴办学堂、稽查山东学务、图籍、预备立宪、军事等。财务文书庶务类：包括收支簿册、修缮府第工程、账册、俸银薪饷册、奏档、京报邸抄、文书簿册等。

民国档案　民国档案，分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敌伪统治时期、曲阜解放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其中，国民党统治时期又分为1928―1934年，1935―1937年上下两个时期，共六个时期。民国档案每个时期因时局复杂，分类多寡不一。

北洋军阀时期，为民国元年（1911年）五月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五月。档案分袭封、宗教、属员、刑讼、租税、林庙管理、祀典、政治、财务、文书、庶务十一类。

国统时期（上），为民国十七年（1928年）六月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档案分袭封、宗族、属员、租税、林庙管理、祀典、财务、文书、庶务九类。

国统时期（下），为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敌伪统治时期，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档案分奉祀官、宗族、属员、租税、林庙管理、礼典、财务、文书、庶务九类。

曲阜解放时期，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档案有祀田学田、祭祀、财务事务三类。

解放战争时期，为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三月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七月，档案分总类、属员、租税、林庙管理、礼典、财务、文书、庶务、补遗九类。

档案整理及保护　孔府档案作为研究孔府的重要史料，被列为国家善本书目，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它同时为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被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为中国文献档案学提供了一个特有的典型范例。

1948年前，孔府档案有孔府内部集团核心人物掌控，鲜为外人所知。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后，各级党委、政府对这批档案资料十分重视，制定了就地封存、严格管理的保护措施。1956年6月，在国家文物局指派专家单士元、李洪庆等人的指导下，南京档案资料整理处（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专家金桂、郭鹏、丁家襄的协助下，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工作人员对孔府20余万件旧存资料，系统整理分类、编目登记、装册保管。至1965年，在专家指导下共整理订成8983卷。

1966―1978年，孔府档案整理工作陷入停顿，仅处于保护状态。1979―1991年，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又断断续续开展起孔府档案整理工作，共整理档案42卷，总计达9025卷，25.21万件。

孔府档案卷帙浩繁，整理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1956―1991年所整理的9025卷，鉴于当时条件限制，只是针对孔府档案卷宗的整理，列出了孔府档案全部卷宗目录。1980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中，列出了所整理的9025卷全部卷宗目录，随后对部分已抄录的档案进行了编辑出版。1992年，在已整理出的9025卷档案之外，从孔府一贯堂东配房新整理出孔府散档117卷，使孔府档案卷宗达到9142卷。该部分档案为清代档案，主要是孔府来往信件。1993年，对孔府一贯堂东配房所残存的残破档案进行抢救性整理，裱糊残破档案文卷，耗时一年，共裱出5万余张，尚未编目。同年，孔府档案馆建立，为孔府档案的保存保护提供了专业藏馆。1996年，在充分利用已整理出版的9025卷档案的基础上，开始对其进行卷内目录编目工作。整理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年的档案。从袭封类6590卷开始，整理出420卷的卷内目录1.8万余件。1997年，继续整理出500余卷，完成档案编目2万余件。1998年又后继整理出约1500卷，完成档案编目2.21万余件，使民国至解放时期档案编目工作基本完成。1999年，开始对孔府档案明代部分进行编目，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0001卷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0062卷。在完成明代档案编目的基础上，对清代部分档案进行编目，共整理1750余卷，全年完成档案编目2.41万余件。此后，档案整理编目工作暂时停止，档案工作转向档案保护与查阅接待。2007―2010年，对孔府一贯堂东配房孔府零散档案进行整理，共整理出800余卷，使孔府档案的卷宗接近1万卷。

国家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孔府档案，1991年，拨款800万元在孔府东侧兴建了孔府档案馆，建筑面积3960平方米。同时，投资300万元安装了1301无尘气体自动灭火、电脑探测、自动报警、中央空调恒温、恒湿、空气过滤等先进设备。1992年，为了保护档案的安全，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又投资170万元购置安装了防火防盗设备，防温探测器75只，防火探测器114只，监视器13台，录像机2台，视频主控系统1套，视频副控系统1套。1998年，投资540万元先后购置安装了计算机设备，建成了内部网络，准备将孔府档案输入计算机数据库，进行科学化管理，长久保存，以便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孔府档案。1999年，更换了先进的防火防盗控制器1套，气体灭火控制器1套，出入口控制系统1套。

孟府档案

孟府档案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孟氏家族珍藏史料，受到社会的重视、关注和保护。

赐书楼是孟府图书档案集中统一管理处所。孟府档案，是指孟子嫡系后裔及其家族在府务管理、祭祀孟子以及对外交往等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家族性和原始记录性等属性。孟府档案分为传统纸质档案、照片档案、古籍图书和石刻档案，各类档案有不同的数量和起止时间。孟府档案具有历史凭证、经济参考、文化传承、文物和文学艺术等不同价值。其中，孟府家志、孟子世家谱、孟府敕命文书等是中国珍贵的档案文化遗产。

孟府是孟子嫡系后裔居住和生活的地方。从孟子至四十四代孙孟公济时，孟子家族的文献记录较少，并时有短缺不详，孟子也没有得到祭祀。孟子四十五代孙孟宁时，孟氏后裔始被授予官职。北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封孟子为邹国公。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仁宗景泰二年（1451年），赐孟子五十六代孙孟希文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奉祀事，孟氏后裔开始直接由朝廷授予官衔。此后，或承袭，或代袭，孟府由此又被称为博士府。翰林院五经博士具体职责是管理孟府内部事务，主持孟庙的各种祭仪和礼仪活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恢复祀孔祀孟大典，废除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这一封号，将孟子七十三代孙孟庆棠改封为亚圣奉祀官。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孟子七十四代孙孟繁骥被委任为亚圣奉祀官。1949年，孟繁骥去了台湾，并于1990年病逝于台湾。其“亚圣奉祀官”的称号由其子孟祥协接任。至此，孟子嫡系后裔世袭官承袭了十九代，历时500余年。

孟府档案自宋代开始，至孟府最后一位主人孟繁骥离开大陆去台湾（1949年），孟府历经800多年沧桑变化，其所形成的档案真实地记录着这所贵族府第及其主人的历史过程。

孟府档案的分类　孟府档案的传统纸质档案。这部分档案是传统意义上真正的档案，数量共有382件，起止年代：最早为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八月《蔡庄续制地庙清册》，最晚为民国三十六年《邹县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宣言》和《山东省公署关于修辑颜庙、孟庙工程委员会组织简章及监修孟庙工程的支出与报告》。

今存孟庙照片档案只有十四帧，照片产生年代约为20世纪上半期。其中有确切时间的一帧为1924年拍摄。

孟府的古籍图书是孟府赐书楼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府是文化世家，又是世代世袭的官宦人家，历来有藏书的传统，加上封建王朝恩赐的赐书，保存了一批品相好、珍本、善本、足本较多的古籍图书。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共计1033册。少部分是从明代天启崇祯年间到清末，绝大部分是清代康雍乾盛世时代的刻本。

孟府石刻档案是孟府档案中内容最丰富，起止年代最长，保存相对完整的历史文献和珍贵文物。为了认识和管理上的便利，把孟府石刻档案分为孟庙石刻档案、孟府石刻档案和孟林石刻档案，统称孟府石刻档案或“三孟”石刻档案。“三孟”石刻档案历经八百余年风雨沧桑，留下了汉、唐、宋、金、元、明、清等各代佳作。这些碑刻以赐建御碑、拜谒谕祭、修缮纪实、图画表记等形式，翔实记载了孟子祀庙、府第、林墓的建置、迁徙、修缮的沿革历史，同时也记载了历代帝王、朝内权臣、文人墨客及圣贤后裔到林庙诏封、祭祀、拜谒、赞颂孟子的史实，是研究孟子及“三孟”古建筑群的珍贵史料，是孟子故里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孟府档案的价值　孟府是孟子嫡系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府第，记录孟府历史的孟府档案是一份私家档案，即“家族档案”。历代封建帝王，为使世人效法圣贤，利于统治，还把孔丘、孟轲及其他儒家名贤，加以神化。给他们追封爵位，修建祠宇，供进庙堂，奉若神明。孔孟的后裔，特别是嫡长子孙，同样受到历代朝廷的尊崇和优待，封官晋爵，营建府第，统帅全族，管辖乡里，形成了规格很高、千年不衰的府第。作为记录孟府活动的原始资料，孟府档案不仅记录下这一典型贵族府第的兴衰史，而且也反映和体现出伴随着孟府演变的各个历史时代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真实情况，为世人提供了生动、丰富的可靠资料，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封建历史也是一部家族史。孟府作为封建社会家族极具典型的代表，其档案记录着孟子家族的兴衰史，也反映出伴随着孟府演变的历史面貌。

孟府档案中的财务管理档案包括地方清册、庙、宅基园地底册、官庄佃户租金、籽粒清册、大宗各户粮银清册、官庄籽粒登场账、收存账、租银、籽粒呈送账、孟府开支流水账、日记账、零用开支账、亲族各院的粮账以及节日、婚丧、祭祀礼仪收支账目等，详细具体，反映了当时的物价水平、赋税制度、土地制度，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真实反映，对于研究当时的经济史、金融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孟子家谱志书，记载着孟子家族的历史人物和重大活动，见证着孟氏家族的文化传承历史。《孟子世家谱》是孟子家族史，也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缩影。孟子家谱志书，对于研究儒家文化传统以及人口学、社会学、谱牒学等具有弥足珍贵的研究价值。在丰富的孟府档案中，上至封建皇帝、达官贵人，下至文人墨客、无名之辈，他们或题诗作赋，或写歌作词，或吟联作对，表达了他们对孟子及其家族的敬仰之情。

孟府石刻档案，涉及从皇帝到宰辅直至州县各级官吏数百人。在这些石刻档案中，真、行、草、隶、篆各种书体尽有，展示了自秦、汉、魏晋直至明清的书法演变过程。这些珍贵的石刻档案，不仅“可补史之缺，正史之误”，而且不少是书法精品。孟府石刻档案，大部分在周边雕刻有各种纹饰，有花卉、水纹、云纹、几何图形，还有二龙戏珠、双凤朝阳等，或古朴自然，或富贵典雅，雕刻精美，丰富多彩。孟子故里的山川，历代孟子林庙图等，是最早也是内容最丰富的有关孟子的绘画，明代、清代雕刻的孟子像、峄山图、古柏图等，是珍贵的历史形象资料。

第五节　家乘家谱

家乘，是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它以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由正史中的帝王本纪及王侯列传、年表等演变而来。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是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是记载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对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孔氏家族

《阙里志》　《阙里志》是记录至圣先师孔子及孔氏家族的家族史。此志的内容有一个不断补充、不断完善的过程。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第一部《阙里志》刊行，共12卷，山东提学副使陈镐纂辑，礼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作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孔贞丛重修《阙里志》刊印，12卷，清康熙八年（1669年），孔胤植再次补充材料，刊印《阙里志》24卷，清康熙三十六年，曲阜孔尚任认为旧志内容不够详备，广搜博采，条分缕析，另撰新志24卷，后称《阙里新志》。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第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第四子孔继汾著成《阙里文献考》，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作序，共100卷，内容较前志更加详备。

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阙里孔庙大修竣工，整个工程耗银达15.2万两。闰四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奉旨至曲阜祭告孔庙。此间，他与巡抚都御史等官员共同议定撰修一部《阙里志》，以便将来这次大修孔庙的壮举记入此书。提学副使陈镐参阅了衍圣公孔闻韶提供的大量文献资料，至弘治十八年编撰完竣，李东阳亲自作序，然后刻版印刷。李东阳序曰：“《阙里志》志阙里也。阙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从出，文献之所在。弘治甲子重建阙里孔庙成，提学副使陈君镐有事于此，因举以属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润饰，且以《孔氏实录》《孔庭纂要》《素王事纪》《世家补》抄本考之，以备采择。陈君乃参阅孔氏所藏《祖庭广记》与凡遗碑断刻诸书所载，逾年而后成。”该志书共计12卷，详细记述了孔子一生的活动、阙里庙制、历代皇帝的封赐、祭孔礼乐等内容，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孔氏家族史。此书为曲阜历史上的第一部《阙里志》。

现今流传的24卷本《阙里志》，是明代崇祯时期，孔子六十五世孙、袭封衍圣公孔胤植补订本，以《图像志》《礼乐志》《世家志》《事迹志》《祀典志》《人物志》《林庙志》《山川志》《古迹志》《恩典志》《弟子志》《譔述》《艺文志》分类排纂。其《图像志》《礼乐志》《祀典志》等图文并茂，详细记录了当时祭祀时的乐舞图、礼乐器图、陈设图、奏乐位次图和歌章等，是明清时期祭孔大典礼仪、乐器、舞蹈等的重要依据。

《阙里文献考》　乾隆《阙里文献考》100卷，清孔继汾撰。孔继汾是孔子六十九代孙，一生从事孔氏家族史的研究，因为有感于记录孔氏家族史的书籍或是显晦不常，或是考据失于精核，他在旧志、新志及各家有关撰述基础上，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撰成此书。书前有衍圣公孔昭焕的序言，曰：“余每读家乘，至《孔丛子》《连丛》之篇，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先圣文章道德备于《六经》，散见于百家传记，而论次于《史记·世家》，载籍极博，固无事我一家之私述为也。惟历世久远，子上、子家而下，显晦不常，至如敦尚儒术，代有褒崇，而史志详略异裁，非贯串而会通之，变曷见典章之因革，则是，志乘之作又当与史兼行，而不可忽者。叔祖止堂公《阙里文献考》书成，类别门分，薙繁辨误，言不越六十万，而二千三百余年之事，灿然大备。不曰《志》，而曰《考》，要之，《志》亦不外文献，即马氏之体裁，补龙门之阙佚，于以成一家言，追踪二《丛》，实有赖焉。”

此书专考阙里及孔子故实，共分十六门，即世系考10卷，林庙考3卷，祀典考4卷，世爵职官考1卷，孔氏著述考1卷，艺文考10卷，圣门弟子考1卷，从祀贤儒考30卷，子孙著闻者考27卷，叙考1卷。首一卷，末一卷，卷末附识，亦孔继汾撰。此志专辨旧志、新志之失，不仅考孔子故实，而且兼及孔门弟子及从祀诸儒。从祀贤儒考从蘧子以下至清陆陇其，达30卷，详叙诸贤儒事迹、思想、著述等，相当于一部孔门学术史。叙考一卷专叙此书成书始末，作者强调文献考据功夫，材料丰富，去芜存精，除汇集史书上的经史子部文献外，作者还广泛吸取族内口口相传故事，以及自己所闻所见资料，同时也利用了孔氏谱牒资料，一一考证孔氏后裔名人，著述达27卷之多，是比较丰富的孔氏家族名录史。

《孔子世家谱》　孔氏家族的家谱，在中国历史上是延续时间最长，包罗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私家族谱，1000多年来谱系不乱，堪称世界私谱之冠。

宋以前的孔氏家谱只收录直系长子长孙，北宋始合族修谱，支庶兼采，历经元、明、清和民国，沿修不辍。明天启二年（1622年）大修谱时，将家谱由“笔抄”改为“刊印”，并规定每六十年的甲子年一大修，每三十年的甲午年一小修。六十年的大修，刊印谱籍，三十年的小修，仅做登录以俟大修，孔谱最后一次大修是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完成的。

孔氏族谱《孔子世家谱》虽重修、续修多次，至今能够见到的仅有明天启，清康熙、乾隆及民国年间的谱牒4部。其中明天启谱仅存残本。天启二年（1622年）纂修，共8卷，刊印98部，主要纂修人为孔弘颙。此次修谱规定“义子不能入谱”。清康熙谱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八月开纂，至次年十二月完成，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告庙颁谱，共刊印100部。乾隆谱修于乾隆九年（1744年）。该谱因纂修时未予避讳，触犯甚多，于乾隆四十七年又作了改刊。将原本旧序和跋大部分抽掉，删去姓源和年表两卷，孔子事迹及名人传略也作了核实精简。改刊本减至22卷，刊印165部。

民国《孔子世家谱》于1930年10月开馆纂修，至1937年11月告成。全谱325部，支谱1813部，铅印。修谱人员由66人组成。该谱对孔子后裔所取得的功名作了详细记载，总计约有5000人，其中进士240人，举人443人，取得状元、榜眼、探花、会元、解元等名次者也不乏其人。

在孔氏宗族中，除大宗主衍圣公主持纂修的全谱外，各户、支（派）还有各自纂修的小谱或支谱。这些谱牒各具特色，保存了大量珍贵历史资料。

孔氏家谱条规森严，违者除籍。《修谱榜示》有严格规定，绝对禁止六种人入谱，即1.以义子承祧者不许入谱；2.以赘婿奉祀者不许入谱；3.再醮带来之子承祀者不许入谱；4.流入僧道者不许入谱；5.干犯名义者不许入谱；6.流入下贱者不许入谱。

孔氏宗族非常注重纂修家谱，家谱有合谱和流寓各地的孔氏子孙撰修的支谱。修谱可以把居住分散，血缘疏远的孔氏族人组成一体，进而达到详世系、联疏亲、厚伦谊、严冒紊、序昭穆、备遗忘的目的，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清查“外孔”的滥入。清嘉庆九年（1804年），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在题《郯城孔氏支谱》时说：“从来尊祖者敬宗，敬宗者必收族，收族于谱，犹之收族于庙也。盖收族于庙而宗朝严，收族于谱而子姓秩。奠系世而辨昭穆，谱之所关大矣哉。”又说：“承袭大爵以来，窃以礼莫大于尊祖敬宗，义莫重于序支修谱。”还说：“自春秋以来两千余年，苗裔蕃衍，户分六十，丁满数万，未有若斯之盛者。家门故事，第逢甲子大修谱牒。凡世居阙里者，序次详明，由来尚矣。”纂修家谱，历来被孔氏宗族当作“家门大典”。认为“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

修谱时，大宗主要先行条规、榜示，制定统一格册和修谱誓词。为确保修谱的顺利进行，还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如乾隆九年（1744年）修谱时设总裁1人，由衍圣公担任；提调2人，由正一品荫生候选员外郎和曲阜县世职知县担任；监修2人，由三品执事官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担任；编次4人，由五品执事官、候选知县、恩贡生、四氏学廪生担任；校阅4人，由五品执事官、候选主事、拔贡生、四氏学生员担任；誊录2人，由九品执事官、四氏学附生担任；督刊3人，由家庭族长、协理族长、林庙举事担任；收发2人，由原任四品执事官、候选州同知县担任；供应2人，由五品执事官和七品执事官担任。

开始修谱，要选择吉日，举行仪式，告庙致祭，并预备公筵，凡参与谱事者，届期齐集。

修谱首先是格册填名，从户头户举开始直到每个族人，实查细考，出本户证明，证明无假冒等情后，格册送族长、举事审查加具印结，再送孔府。送孔府后，证明存案，格册盖印转发掌收所，方可给发编次。家谱的印刷制作要求写工、刻工等人员，技术熟练精巧。监修等人每日赴纂局讨论，督刊每日赴作房查验。纂修谱牒以格册为主，格册所有者不许遗落，格册没有者不许增添。格册随到随纂，随纂随誊，随誊随刻。印刷既完，督刊官即督匠钉辑、褙裱。凡告庙用者，俱用朱色印刷，连四纸、壳、缎套、绫标、牙签，其余的用墨印刷，大四连纸、纸壳、封套、纸标、骨签。

谱成后要举行告祭仪式，备有祝文，仪式要选择吉日，在孔庙举行。将新修的家谱置放在祝案上，设香烛、笾豆、羊豕、酒醴，大宗主衍圣公行三献礼。祭毕，鼓乐礼生引导，颁至孔府，每谱一部，加盖衍圣公印一颗、曲阜县印一颗、家庭图记一方。盖完后，衍圣公率族众齐集大堂，鞠躬四拜，诣香案前，以次跪领新谱。朱刷谱，崇圣祠一部、圣祖一部、家庙一部、衍圣公府一部。墨刷全谱，鉴定一部、监修二部、提调二部、掌收二部、编次四部、校阅四部、誊录四部、收发二部、供应二部、督刊三部、家长举事二部，六十户户头户举各给支谱一部。凡各户族人捐款一两以上者，给本户支谱一部，不在正数内。颁谱毕，孔府公堂备办花红筵席酬劳纂官，其位次不以年爵而以功之大小为定。凡六十户族人，曾效奔走及作坊写工、梓人，俱有宴犒。

各户族众领去新谱，即将旧谱交至族长，立即焚瘞，如有失落旧谱者，合即声明，该户头、户举出具证明，刻附谱后。流寓外地的孔氏族人修的支谱，必须获得大宗主衍圣公的批准，加盖衍圣公大印后才能成立。各级官府主要根据孔府钤印的有无，来判断内孔外孔，决定是否给予优免差徭及别于齐民的特权。

孔氏行辈　明代以前，孔氏后裔没有固定的行辈，自四十五代起，已注意订定行辈，同辈人多采用同一偏旁或同一字作行辈字。至明太祖朱元璋赐孔氏八个辈字：公、彦、承、弘、闻、贞、尚、胤。因洪武元年（1368年）五十六代孔希学及洪武十七年五十七代孔讷先后袭封衍圣公，就把“希”和“言”旁加上去为十个字，即：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清代为避帝讳，将“弘”改为“宏”，“胤”改为“衍”。天启年间，衍圣公孔胤植报请皇帝奏准，后续十个辈字，即：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清同治十年（1863年），衍圣公孔祥珂经皇帝核准，又立十字十辈，即：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八年（1919年），衍圣公孔令贻由中华民国内务部备案续立二十字二十辈，即：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衍圣公府还专门颁布了《孔氏行辈告示》：“……今依所定吉字开列于后，凡我族人俱当遵照所开列行辈，取名训字。有不钦依世次随意妄呼者，不准入谱。”

第五次《孔子世家谱》续修　孔氏后裔对孔氏家谱的续修情况格外重视，1996年，发起历史上的第五次大的家谱续修。此次续修经时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的谷牧同意，经流寓台北的特任大成至圣奉祀官孔德成首肯，委托其从堂弟孔德墉主持，历经十余年。共搜集140多万孔子后裔资料，再合民国谱所录后裔，新谱的总人数约200万人，约2000余万字。全谱由孔德墉任主编，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编纂，共分卷首和四集：初集为始祖孔子至分六十户；二集为四十二代孔仁玉之后外迁支派；三集为孔仁玉之前外迁支派；四集为待考支；五集为海外支，共八十册。2009年9月完成新版《孔子世家谱》的出版工作。该谱将续修前家谱记录在案的孔子后裔代数向后延续至八十三代，同时突破旧制，女性、少数民族后裔、外籍孔子后裔均被首次录入家谱。它与历代正史、曲阜地方志构成孔子及孔子后裔历史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不但对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孔子后裔寻根问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统一也有积极的意义。

颜氏家族

古本《陋巷志》　陋巷颜氏家族志，它真实而具体地记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家族中的具体体现，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例证。颜氏先无专志，其家族事略并载于阙里之《三氏志》中。明正德元年（1506年），侍御史郑州曹伯良奉敕按察山东，首倡编撰颜氏独立家志。颜氏六十一代宗子、翰林院五经博士颜公鋐汇集资料，草创初稿。复请中宪大夫山东等处提刑按察副使、提督学政江东人陈镐修审编定。次年春二月，首稿书成，计四册八卷。曹伯良为《志》题名曰“陋巷”，以志颜子所居之地。陈镐复撰《序》，以志其事，自是《陋巷志》手稿由颜氏宗子世传。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颜子六十四代孙、翰林院五经博士颜嗣慎对首稿作第一次增补修订，仍以手抄本传世。万历年间，六十五代博士颜胤祚，对旧稿作第二次修辑。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经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关西杨光训，经筵日讲国史副总裁太子太保山东于慎行等多人参与修辑，并增绘了《图像志》，方完成这次大规模修订。新稿比旧稿体例更完备，资料更丰富，内容更充实。《陋巷志》自首稿问世百年，经过众多学者显宦的两次增补修辑，终于有了定稿。

为使《陋巷志》成书传布四方，教化万民，参与二次修订的官员又发起捐俸倡议。资金筹足，终得锓梓。次年夏，《陋巷志》首版成书问世。从此结束了它手抄秘藏的历史，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时人皆比之“郡国之志”。此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由海盐吕兆祥捐资，六十七代五经博士颜光鲁、六十八代五经博士颜绍统父子主持，修订刊印第二版。清乾隆初年，七十一代五经博士颜怀祯主持刊印第三版。1931―1935年，七十七代奉祀官颜世镛主持刊印第四版。增订内容，主要是将后世宗子代系、人物事绩、后人墓铭，闻人名士所作赞颂诗文补续入书，其余均仍旧版。

《陋巷志》先后刊印四次，今均有传世本，以万历版最为难见。当年手稿，套封一帙，由颜氏宗子珍藏世传，于20世纪40年代，因战乱不知下落。万历所雕之木版，材用梨木，后之补刻版，为数甚少，且大多已经朽烂，难以窥清全貌，全套版一直在陋巷颜府中珍藏。20世纪50年代初期，同颜庙中祭器，一并收藏于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孔府档案馆。

《陋巷志》历经增订刊印，均用万历旧版，增补内容不多，体例仍旧。全书四册八卷，共由五大部分组成，即：《序言》（卷首）、《图像志》（卷一）、《世家志》（卷二～卷三）、《恩典志》（卷四）、《艺文志》（卷五～卷八）。

《序言》八篇，撰者均为明代达官闻人，撰写时间为三个时期：明朝正德序言二篇，一署丁卯年（1507年），一署戊辰年（1508年）；嘉靖序言一篇，署时庚戌年（1550年）秋十月；万历文五篇，均署辛丑年（1601年）夏或秋。八序内容大同小异，赞颜子功德不泯，记述该《志》的编撰、修辑和刻印成书的过程，是后人考证《陋巷志》成书历史的主要资料依据。

《图像志》内容分十三项，主要绘制圣像圣迹和祭器图。（一）先师衮冕像：以金代像为依据，冕九旒，服九章，双手执圭，面白须黑，端坐恭肃，俨然王者。（二）先师退省小像：取义《论语·为政》“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颜庙中有退省堂座，正中竖一碑，刻颜子退省像，端坐默思，布衣微髭，系仿刻唐吴道子所画《先师退省小像》。（三）先师从行小像：“从行”之义有二：一谓颜回追随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无怨无悔；二谓颜之师孔，亦步亦趋，于孔子道义“深潜纯粹，具体而微”。像仿孔庙圣迹殿中石刻画，布衣佩剑，“趋步从行，手握当胸，亦恭亦敬”。家庙内原有刻碑，现已无考。（四）杞国公章服像：颜回之父颜路像，冕九章，赤面白须，拢圭端坐。（五）颜井亭：图绘元代之《陋巷故址碑》所刻之图。绕井砌方台，台上建方亭，斜脊四向，角檐飞挑，方顶平面，上置琉璃金顶。（六）元陋巷庙图：始建于元泰定三年（1326年），为陋巷始建之庙，庙之规制为：正殿六楹，两庑各四楹，寝殿四楹。前为神门再前为棂星门。陋巷井亭与棂星门并列，门东井西。庙内另建有斋舍，神庖，库房多间。全庙占地四十亩。（七）元朝杞国公庙图：庙在颜子庙西，隔墙为邻，用颜庙追加费用所建，规制小于颜庙。元至顺二年（1331年）明宗进封曲阜侯颜路为杞国公，庙乃名杞国公庙。（八）明朝复圣庙图：明代扩建元颜庙，规制大体与今同，足见现存颜庙规模由明代定格。（九）祭器图：绘制金、竹、木、陶、帛祭祀必用器具图型二十八种，并附有文字具述各式器具造型，尺寸及祭品制法。其他还有：复圣林图（林在防山之阳），侍郎林图（林在周公庙东，现无），鲁国图（据《曲阜县志》），仿制滋阳县学颜庙图，为颜子始祀专庙。

《世家志》（上、下）。《世家志》（上）内容包括追溯颜子先世和收集自汉代之前经、史、子、集中记载的颜子言行事迹。《世家志》（下）内容包括：宗子世表，排列自颜子而下至七十七代的宗子代系；支子世表，记载了自晋至元，由二十八代至五十七代之间历代宗子近支的一百八十位具有一定知名度者的生平简介；闻达列传，主要收入颜氏历代名人显宦传记。从汉末二十四代颜盛，至元五十七代颜瑜共二十八位名人传，内中有博学如颜师古，忠烈如颜杲卿、颜真卿等，封爵至公侯、伯，官职至尚书、上柱国者概不乏人；另有孝子传一人，烈女传二人，节妇传一人。

《恩典志》内容分列六项：颜子及夫人、颜路及夫人历代所受封爵及赠谥，以及历代重大祀典，颜子、颜路像章服的规格品级。历代王朝给颜子后裔特授的官爵、学位，历代帝王的封赏给赐以及对颜子后裔的优待条例。

《艺文志》（上、中、下、附录）是全书重要资料最集中的部分。《艺文志》（上）收集历代皇帝的诰敕，御制的碑文、祭文、赞颂及召旨榜文。《艺文志》（中）收碑文、历代名人所制赞、颂、铭、论、说及祭文。《艺文志》（下）收奏疏、诗歌。《艺文志》附录专收颜氏名人之志铭墓表。

《陋巷志》自明朝万历年间成书之后，只在个别地方小作补充。

新编《陋巷志》　新编《陋巷志》是曲阜市颜子研究会、曲阜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在继承古本《陋巷志》的基础上，按照新观点、新体例、新方法重新编纂的志书。2000年5月，在马来西亚云顶高原召开的第六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曲阜代表团提出的续修陋巷志的议案。同年9月，曲阜市人民政府、曲阜市颜子研究会委托曲阜市史志办公室承担这一任务。

新编《陋巷志》采用篇章节目体，首列《概述》《大事记》，综述历史，纲领全志；下设《颜氏与陋巷》《复圣颜子》《颜氏宗族》《文物遗存》《文化成就》《颜氏名人》，共6篇22章56节，分别记述颜氏起源、颜子生平及研究、颜氏宗族繁衍与迁徙、颜氏文物遗存、文化成就、历代颜氏名人等，以供读者了解颜子以及颜氏后裔的历史与现状。《附录》辑录有关文献资料，佐证史实。该志上限起自颜回出生，即公元前521年，个别情况适当上溯，下限止于2002年7月31日。

颜氏家谱　颜氏家（族）谱有据可考者首推唐建中元年（780年）七月，由鲁公颜真卿重修之《颜氏家谱》。颜真卿所作颜氏谱序载于明代《陋巷志》中，追述颜氏渊源及历代卓有成就者。其后有宋欧阳修《与王深甫论世谱帖》所说之颜氏谱，但前述之谱早已亡佚。宋元祐三年（1088年）八月，福建政和颜虬松裔孙、浙江宁海县知县颜时举创修《鲁国序谱》，该谱部分内容在清顺治年间续修时得以保存。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吏部侍郎权工部尚书颜棫为福建永春颜氏修谱，其序言部分保存于后世谱头之中。而元代泰定四年（1327年），颜子五十四代孙颜伸重修曲阜《颜氏族谱》，该谱碑现存于曲阜颜庙之中，则是十分难得的实物。至明清时期，社会比较安定，修谱之风大盛，各地颜氏族谱、家谱、支谱、谱碑等数量很多。主要有：明朝万历七年（1579年），浙江桐乡石门颜氏迁居江苏盐城等派下裔孙重修江苏盐城《东鲁颜氏族谱》，其后经清康熙、雍正时期重加付梓成“四勿堂”本。清康熙五年（1666年），颜子六十八代嫡孙、翰林院五经博士颜绍绪主修《颜氏族谱》，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该谱重修，由颜光教、颜懋伦主修，颜肇亮监修，颜子七十一代嫡孙、翰林院五经博士颜怀襗作序，共十卷。清初著名学者颜元主修了河北博野北杨村《颜氏家谱》。清康熙五十年，湖南颜氏后裔颜星，合东鲁、吴楚同宗修《颜氏总谱》，未及刊就，不幸逝世。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复圣七十七世孙宁乡沩宁颜邦城，率颜怀德、颜邦耀、颜振洄及颜邦辉等人于长沙兴建复圣庙后，集湖南各派续修成十卷通谱。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江西永新县中陂颜氏族人重修《中陂颜氏族谱》（二册）。清乾隆三十三年颜子六十八代孙颜绍汉设建山东沂南常桑杭《颜氏谱碑》。清嘉庆二十一年由沂州府兰山县颜氏族人重修山东临沂《兰山颜氏族谱》。清同治五年（1866年）颜锡龄主修河南襄城《颜氏世家支谱》。清同治十三年，安徽亳州颜重礼同族侄颜怀玉、族孙颜士镕重修安徽亳州《颜氏族谱》。福建《漳州青礁颜氏族谱》，记载颜子五十一世孙、宋代漳州路教授颜慥后裔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始修族谱，后又于清嘉庆九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颜酡两次重修并作序，清光绪六年（1880年）又由凤塘、莲浦两支派进行续修。粤东颜氏于清康熙三十九年、咸丰四年（1854年）两修《粤东颜氏族谱》。广东《南海蟾步房颜氏家谱》（三册），是在宋淳祐八年（1248年）五十一世颜嵩谱、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五十八世颜文端谱、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族谱的基础上，由广东省南海县盐步颜边村蟾步房裔孙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重修，其后又有部分续接。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四川剑阁颜氏始修《颜氏族谱》，前载“合族同撮源流志”序，后记剑阁县颜氏鼻祖颜山自明朝末年经商由陕西凤翔府富平县入川定居而支分派衍状况。而四川各地颜氏族谱、谱碑多是明清时期由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后，颜氏后裔逐步修纂而成的，现存多达上百部，难以一一表述。清光绪三十年由浙江省会稽（绍兴）横溪颜氏后裔颜永溎等创修浙江《会稽颜氏宗谱》。1915年颜鋆续修江苏《润州颜氏宗谱》（十二卷，十册），该谱于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曾七次修订。1941年，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颜氏后裔颜廷超建议重修黑龙江宁安《颜氏族谱》，该谱后来曾赠送北京图书馆，受到重视。1942年江西上饶颜氏后裔重修《颜氏族谱》（五卷），是继清嘉庆八年、同治七年、光绪三十一年的旧谱而成。1943年湖南湘潭颜氏后裔重修《高山坝颜氏六修支谱》（四卷），上承清光绪三十一年五修支谱。以后，经过多次战乱和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破坏，这些谱牒和谱碑损失了很多，幸存下来的散存于民间，难以精确统计。近年来，各地修谱之风又渐兴起，形成新的修谱热潮。

曾氏家族

曾承业创修《宗圣志》　自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曾质粹奉诏归山东嘉祥县守庙、墓，嘉靖十八年受封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其后曾氏族裔被朝廷认定为圣裔，体例如孔、颜、孟氏。其时三氏均有《志》（孔氏《阙里志》、颜氏《陋巷志》、孟氏《三迁志》），独曾氏未有。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翰林院五经博士曾承业始创修《宗圣志》成书。山东巡按姚思仁、翰林院修撰焦竑、兖西佥宪李天植分别为之作序。可惜早已失传，详情无考。被称为万历本《宗圣志》。

李天植编纂《曾志》　《曾志》四卷设《派源编》《型范编》，记曾子世系、言论、著作等。卷首为曾子年谱；卷末为杂记，录逸闻轶事。曾承业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刻印于嘉祥。

吕兆祥修撰《宗圣志》　明崇祯二年（1629年），曾子六十三代孙、翰林院五经博士曾宏毅重修《宗圣志》。海盐人吕兆祥主编，成书十二卷，记述曾参一脉的典故、事迹。卷首录崇祯中孔胤植、丁宾、项梦原、樊维城、吕化舜诸序及万历中姚思仁、焦竑、万民命、李天植、朱之蕃旧序。卷一为《像图志》，卷二为《世家志》，卷三、卷四为《追崇志》，卷五、卷六为《恩典志》，卷七、卷八为《事迹志》，卷九至卷十二为《艺文志》（载奏章、记序、碑志、诗词等）。全书网罗载籍、荟萃故实，对于研究曾子及其后人、曾子崇祀源流、曾子著述有一定参考价值。初刻于明崇祯末，清朝初年有所增修。被称为崇祯本《宗圣志》，又称吕志。

曾毓墫修纂《武城家乘》　曾毓墫为六十九代翰林院五经博士，《武城家乘》共十卷，乾隆年间编成。王定安在撰修《宗圣志》时多有引用，诸如世系、显宦、恩裔、亲支、祀典碑记皆有。

王定安修撰《宗圣志》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二月，曾国荃任两江总督，曾氏南宗自江西邮寄吕志，请求重刊以永其传。曾国荃遂委托王定安校订。王定安认为吕志所载曾子言行既多疏漏，而体例杂沓，又缺少明崇祯以后至光绪十六年250余年间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袭、祀典的增加、林墓祠庙的兴替、祭田户役的存没等情况。三月，曾国荃派遣桐城州同洪恩波赴曾子故里嘉祥，与翰林院五经博士曾宪祏搜讨家乘、碑记，山东抚帅宫保张曜委派济宁州牧蹇念猷、嘉祥县令陈宪协助，七月而归。于是尽变原例，属丹徒人陈庆年依类编次，采用吕志者什不及二三。吕志于曾氏世系邑里殊多臆撰，舛戾甚伙，王定安亲自加以加辨订，错的纠正，漏掉的补上。十二月竣事，成书二十卷（后称“清志”），在金陵刻板印刷。卷一、卷二为图像，卷三为传记，卷四为世系，卷五为邑里，卷六为述作，卷七、卷八为祀典，卷九为祠庙，卷十为林墓，卷十一为祭告，卷十二为荫袭，卷十三为祭田，卷十四为户役，卷十五为院第，卷十六为弟子，卷十七为私淑，卷十八为赞颂，卷十九、卷二十为旁裔。是书虽题署曾国荃重修，实成于王定安、陈庆年之手。书成之前，曾国荃已经去世。全书规制严较，引用文献甚富。卷首有王定安序、卷末附录明万历初修《宗圣志》序二首（姚思仁、焦竑）、明崇祯续修《宗圣志》序二首（孔胤植、吕化舜）。览此一书，曾子之生平事迹、曾氏之世系传承，以及历代祀典、林墓兴废等皆略备，可称曾子资料之大全。

曾氏家谱　曾氏最早的族谱叫《武城曾氏世家》，由曾子八代孙尚书令曾炜于西汉初年创修，史称汉谱。东汉，十九代尚书曾谭续修《武城曾氏世家》。后世称这两修族谱为武城谱，或称老谱。武城谱为南朝梁时谱学家王僧孺所推重。

唐朝初年，二十九代曾兴、三十二代曾谊续修武城谱，名《重修武城谱系》共三十二册。唐贞观四年（630年）八月，中书舍人温彦博、太子舍人高士廉为之作序，史称唐谱。五代时期，三十九代曾辉、曾耀兄弟于吴（五代十国时杨溥所立之国）太和三年（931年）纂修成《武城曾氏一修谱》，共四十五册，史称吴谱。宋代，四十四代曾匪、曾朝阳等人于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合修成《武城曾氏二修谱》，共二十八册，史称宋谱。《宋史·艺文志》记载曾肇的《曾氏谱图》一卷，当修于宋朝。该谱已失。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再修《武城曾氏重修族谱》，丞相文天祥作序。元代，五十一代曾晞颜与其三子巽申合力重修曾氏族谱十册，史称元谱。明代，曾氏两次大修族谱。一次是明初，五十五代状元曾棨、解元曾鼎等人遍访天下曾氏支谱，条分缕析，相互参订，续修新谱，汇编总谱。于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修成《武城世袭曾氏续修重谱》，曾棨为之作叙。再一次是明末。六十一代曾洁盘协同曾氏六十三代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曾宏毅，竭十余年心力，汇编总谱。曾洁盘、曾宏毅等人迹遍海内，汇各房系支谱与大宗谱。然后互相校对，补缺正讹，存真杜冒，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修成《武城曾氏续修总谱》。曾宏毅为之作叙。以上两谱就是后世族谱中所说的新谱和续新谱，统称明谱。

清顺治年间，清政府始赐给入谱曾氏后裔优免差徭的特权，促进了曾氏修谱的积极性，各支系纷纷修谱，谱牒混乱，多有伪冒之嫌。康熙年间，南宗六十四代曾吉庵，时任州同，为“伪谱叠起”而担忧，汇集旧谱进行了整理。但之后的谱牒混乱现象没能遏制。清嘉庆三年（1798年），南宗六十七代曾衍詠，倡导成立修谱局，与东宗六十九代翰林院五经博士曾毓墫商定，东、南两宗联合对曾氏族谱进行通修。规定“谱绳宗子之法，南宗设局，东宗查核，为杜混冒，呈公府核印外，东宗盖钤记，南宗恭将世宗宪皇帝钦赐‘省身念祖’四字图章逐页而盖之”。曾衍詠和曾毓墫带领各房官绅及曾毓墫的儿子曾传锡、孙子曾纪连，一起核对（族谱的）差异真伪，改正错误、补充缺漏。历时八年，到嘉庆十一年将旧的族谱整理一新。又三年，到清道光元年（1821年），按规定全部核查完毕。正名为《武城曾氏重修族谱》，称为嘉庆谱。其间及其后，曾氏要求联修族谱者络绎不绝。

清道光十四年东宗派人去南宗修谱总局（设湖南宁乡），并与南宗汇核各房支系，厘其舛谬。这时正值曾国藩乞假返回故里，随阅所修族谱，发现分衍各处宗圣后裔还有众多未入谱者，遂向曾氏后裔发出《武城曾氏催修总谱启》，要求各地曾氏未入谱者速缮草册，解总局案定汇总。从道光十五年至道光二十六年，曾衍詠、曾纪瑚等历时十一年修成“道光谱”。咸丰年间，太平军起，南宗修谱总局的工作停止。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荃重修家庙，修谱总局同时开始工作，继续修谱，光绪初年完成修纂。这次修谱活动历时近百年，参修者一千多人，是曾氏规模最大的一次修谱活动。此次通修，统一规式，由东宗审核加盖御赐“省身念祖”印记，谱首封面统一印刷大红龙图和奉旨《敕修宗圣族谱》《武城曾氏重修》字样，以示重视。

民国初年，湖南宁乡曾氏后裔曾传进任南宗修谱总局局长，号召南宗各房辑修族谱，由曾国藩、曾国荃后裔曾重伯、曾霖森及各族士绅呈请东宗颁给《民国钤记》。经报民国政府批准，仍照旧章办理，要求族谱未合者争先，已修者再续。1935年，湖南宁乡曾纪锐编修成《武城曾氏重修族谱》，称民国谱。

孟氏家族

《孔颜孟三氏志》　该书署“赐戊戌进士、山东兖州府邹县知县、肃宁张泰校正；乡贡进士、山东兖州府邹学县教谕、永嘉刘浚编次；宣圣五十八代孙、三氏学录、阙里孔公璜辑录”。它的实际编纂者刘浚在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为《孔颜孟三氏志》所作的序言中叙述了该书编纂过程。据他说在成化十年，山东学政毕瑜在按临邹县时，命邹县教谕刘浚、宁阳教谕宋叔昭、峄县教谕吴伯淳三人编写这部志书。他们做了五年，“凡五易稿而得其七八矣，然家藏故典不能尽详”。十六年，刘、吴二人都因担任山东乡试房考官而暂离。毕瑜也在这年死去。此书编纂遂告中辍。到了十八年，刘浚得到了孔公璜所作《祖庭广记》补充了前稿不详备的内容，才完成了这部书稿，由张泰帮助出资刻版印行。由这段记载可知，刘浚始任邹县教谕当在成化十年前，去职当在十八年后。万历本及康熙本县志记载的任职时间都不准确。《孔颜孟三氏志》卷首有《三氏志总图》，即邹鲁全境的地图。以下有元朝人杨奂所作的《东游记》一文，作为全书的提纲。题目以下署“元紫阳先生杨奂然甫之所作也。先生居丰、镐间，东游于鲁，故曰东游”。杨奂，字焕然，乾州奉天人，生于金末元初。元太宗时考中东乎道进士第一，曾任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卒谥“文宪”。有《还山集》《天兴近鉴》《正统书》等著作。全书共分六卷，卷一至卷四为《宣圣孔氏志事类》，卷五为《复圣颜氏志事类》，卷六为《亚圣孟氏志事类》，第六卷的详目如下：姓氏源流，出处事迹，庙宇（断机堂、子思书院附），林墓（孟母、公孙丑、万章三墓附），历代封谥诏旨诰敕，历代主祀宗子特授恩典，历代祭文，历代题咏，历代修建庙宇碑文（孟母断机堂、子思书院附）。全文记载翔实，已略具这一专志的雏形。其开创之功是应当肯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存目。此书藏国家图书馆。

嘉靖本《三迁志》　嘉靖本《三迁志》的编纂者史鹗，字鼎山，蜀人，进士出身，官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整饬沂州等处兵备。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在他任沂州兵备道的时候，来游孟子林庙，对孟子十分景仰，得知孟氏尚没有单独的志书，“乃命教官费子增，遍考群籍，删繁存要，集为全帙。予又重加订正……”。之所以取名为《三迁志》，是“盖取孟子作圣之功，由于母氏蒙养之正云耳。”嘉靖本《三迁志》的实际执笔者费增，江州人，举人出身，当时任滋阳县儒学教谕。嘉靖本《三迁志》卷首有史鹗作《三迁志序》及《凡例》九条，还有目录，共三项内容，以下是正文。正文的具体内容：卷一：行教小影、危坐图、三迁图、断机图、邹国图、四基山孟子墓图、马鞍山孟父母墓图、宋南门外庙图、元重修孟子庙图、国朝孟子庙图、祭器图。卷二：出处事迹、史记列传、宗子世系、历代授官恩泽、历代闻达子孙、庙宇、林墓、户役、封号、章服、祀典、给田、免役、门弟子封爵。卷三：诏敕、恩赐、表。卷四：奏疏、文移、祭文、赞、诗。卷五：碑记一。卷六：碑记二、墓志。正文后还有费增所作的《后序》及孟子五十八代孙、前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孟公肇《三迁志后语》。嘉靖本《三迁志》是孟氏第一部专门的和单独的家志，后世修孟氏志书者，都认可它的创始之功。它奠定了孟氏家志的规制，以后几次续修，只是增补而已。此书藏首都图书馆。

万历本《孟志》　万历本《孟志》的主纂者是胡继先。胡继先，四川汉州（今广汉县）人，万历年间进士，自万历三十五年起任邹县知县，为地方上做了许多兴利除弊的事情。他邀请了潘榛和周希孔参与了此书的编纂。潘榛，字茂昆，邹县人，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年）进士，官至山西按察副使、分巡晋冀宁道。因母病告归，接着丁父母忧，从此未再出，过了相当长时间退休林下的生活。在故里留下了许多诗文作品。周希孔，字自淑。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年）举人。这部书从“庚戌之春”开始纂修，至次年暮春付梓，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至于为何改“三迁志”为“孟志”，编纂者在《凡例》中说：“志者，史之流也。古之为史者，或以国名，或以地名，或以氏名，其所载之事如之。前志旧名《三迁》，取义似狭。爰共商榷，更《孟志》，凡事之有涉于孟氏者，咸得以类附入云。”

《孟志》卷首有当时的山东巡抚黄克缵的《序》和胡继先《新修孟志引》以及凡例、目录。正文内容：一卷：地灵（山川图、故宅图、庙图、林墓图）、石像、祖德、母教、师授、年表。二卷：佚文、赞注、崇习。三卷：爵享、弟子、礼仪、恩赉、宗系、名裔。四卷：祠庙（附孟父母庙、子思书院、子思祠、孟母断机堂）、林墓（附孟母墓、万章墓、公孙丑墓）。五卷：祭谒、题咏、古迹、杂志。正文以后有《附刻史公三迁志序》、潘榛《孟志后序》、周希孔《书新修孟志后》及六十代翰博孟承光《家志跋语》等文。《孟志》确定了孟氏家志的编纂体例，即胡继先所述“综其卷有五，列其目二十有一。”在每一目的正文之前，都有一段四言八句的韵语作为引子。如第一目“地灵”的引语是：“本本元元，地灵人杰；有位皆然，矧我圣哲。维鲁及邹，斯文继绝。大峄溪湖，山川自别。述地灵第一。”最后一目“杂志”的引语道：“识大识小，古训有式。于孟攸关，录何不亟?或古或今，或扬或抑。是究是图，俱堪羽翼。述杂志第二十一。”在这个框架之内，“凡山川之所苞孕，祖德之所涵毓，母师之所训授，门弟之所传习，与夫英君察相之所表扬，端人正士之所崇重”（胡继先《新修孟志引》），都安排得次序井然，眉目清楚。这个体例为以后的两次增补时所遵循，并为最后一次重纂所参考。此书藏清华大学图书馆。

天启本《三迁志》　天启本《三迁志》的纂修者为吕元善、吕兆祥、吕逢时。吕元善，字冠洋，海盐（属浙江）人，作过山东布政使司的都事。其他不详。吕兆祥，字圣符，监生，是吕元善的儿子。吕逢时是吕元善的孙子。元善初纂，未竟而亡。其子兆祥、孙逢时续修成书，并恢复原名《三迁志》。山东学政吴麟瑞在其序言中说：“孟子之为子，能令其母以三迁教天下卒，无有能加其教于迁之上也，岂非是母是子，独以母教子承，灼有功验，立千古母子人极也乎，此吕氏所为，力更《孟志》为三迁意也。”此本卷首有曾任过尚宝司司丞的李日华、太仆寺少卿吕浚、山东学政贺万祚、孔胤植、吴麟瑞、虞廷陛等人的序言。该书是万历《孟志》的增补本。所有五卷、二十一目，均沿自万历本，每目前面四言八句韵语的引子也都相同。增补的如六十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承光及其母孔氏、其长子宏略三人的事略，和皇帝旌表他们的诏敕。此外又多收了这期间亡故的孟氏族中名人的事略和墓志，还增收了部分题咏。此书藏南京图书馆。

雍正本《三迁志》　雍正本《三迁志》署“裔孙孟尚桂鉴定，孟衍泰重校，古滕王特选增纂、阙里孔传商校订、古卞仲蕴锦删阅”。以下还有孟氏族中人等补辑、编次、参考等名目。从序跋可知，此本主要由孟衍泰主持，王特选和仲蕴锦执笔。该本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开始增修，至清雍正元年（1723年）编写付梓。

雍正本《三迁志》也是万历本《孟志》的增补本。全书仍二十一目，分在十二卷中。各目的题目对照万历本，第一目“地灵”，此本改为“灵毓”。第二目“石像”，此本作“像图”。因为除孟子图像外，还新增了祭器图。第十五日“名裔”，此本作“闻达”。十六目“祠庙”，此本作“庙记”。十七目“林墓”，此本作“墓记”。其余各目的标题与《孟志》同。不论目题变或未变，各目前的四言引语皆其旧。具体内容的改变方面，所有各图都是重新绘制的。《邹县山川图》的方位，《孟志》原为上南下北，此本改为上北下南。新增内容有《邹北傅村孟子故里图》《孟子冕旒像图》及王特选、仲蕴锦二人各自所作的《图赞》《桧柏图》及韩峰起所作的《图赞》《天震井图》及其碑记文，康熙御碑及雍正御赐扁、联，《祭器图》等。还有清代以来各处祠庙、林墓重修情况的记述等。本书卷首附载以前各种志书中史鹗、黄克缵、潘臻、周希孔、贺万祚、吕浚、李日华等的序言。还有当时的邹县知县于斐为本书所作的序言。卷尾附载六十代翰博孟承光为万历本《孟志》所作的《跋》，还有六十五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衍泰为本书所作的《跋》。据有关资料记载，雍正本被《四库全书》列目收存。旅居台湾的亚圣孟子七十四代孙孟繁骥曾托人捎回大陆一部重印本雍正本《三迁志》。

清光绪《重纂三迁志》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十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约请邹县举人马星翼重修《三迁志》。马星翼（1790―1873年）字仲张，号东泉，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年）举人。他们重修此书历时七个月，完成了一部书稿，仍循原来体例，算是对雍正本的增补。稿成后，请日照许印林等校阅。许印林名瀚，以字行。《清史稿》本传称其“博综经史及金石文字，于诗尤深。至校勘宋元明本书籍，精审不减黄不烈、顾广圻”。龚自珍称赞他为“北方学者第一”，生平著述甚多。据《重纂三迁志》陈锦的《序》中说许印林驳正孟广均原纂稿一百多条。后在重纂时大多直接改正，只有四条在行文中标出。另删节本《孟志编略》后附录《许印林氏驳正孟雨山博士〈重纂三迁志〉稿三则》，使后世读者得窥一斑。

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山东盐运使、候补道陈锦，受委派来邹主持重修孟子林庙。孟氏七十一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昭铨，将其父广均所藏书稿（包括许印林驳正稿），求陈锦校正。光绪五年（1879年），陈锦呈请山东巡抚后，约请刑部主事荣成人孙葆田、翰林院庶吉士柯劭忞等，在孟广均原稿的基础上进行重纂。稿成后又经八年搁置，直到光绪十三年，张曜任山东巡抚时，始梓行传世，自始至终前后历经52年。以上所述从事诸人，唯柯劭忞是大家。柯劭忞（1850―1933年）字凤荪，号蓼园，山东胶县人，清末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民国后任清史馆总纂，主持编修《清史稿》。此外，他还撰有《新元史》《绎史补》《春秋谷梁传注》《文献通考注》等书。在整理这部孟氏家志时，柯才是二十几岁的青年，署衔“翰林院庶吉士”，说明当时尚未散馆。所以他在这部书中，是排名孙葆田之下的“分纂”。但以他学力参与其事，无疑提高了这部书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

《重纂三迁志》开头载张曜、陈锦、孙葆田的三篇序。还有孟广均原纂稿的序，以及编纂人员题名、目录。然后在标明“卷首”的部分，载清朝各代皇帝御制碑文及赞词。还有图像、地图、祭器陈设图等。图后均附说明及考证的文字。正文分十卷，目录：卷一：世系、年表。卷二：事实。卷三：经义、佚文。卷四：祀典。卷五：从祀。卷六—卷九：艺文（1―4）。卷十：杂志。

经重纂的志书对以前几种《三迁志》的二十一目，经过分合移易，基本上包括了旧志的所有项目。具体内容上还补充了雍正本刊行以后一百五六十年间的世职延续、林庙兴修及相关的记文、题咏等。此本对孟子生平事迹，集清代之前各类史书之说，多说并存，不枉决断；对于历代封赐、表彰、祭祀等记载尤详。《重纂三迁志》受惠于清代朴学的昌盛，考据精审，大大提高了它的学术性。

孟氏家谱　孟氏宗谱，见于文字记载的九种。1.四十四代孟公济以前的族谱。“自二代仲子以后，或贵显，或潜晦，代有人焉。至四十四代公济，值皇宋景德初，契丹大举入寇，车驾北巡，山东骚动，乃携妻子避匿东山，藏族谱于屋壁而去，时莫有知者。逮元丰六年（1083年），家人拆毁古屋，得烂简于壁，拾其鼠啮蚀蠹之余，详细辨认，历代族祖名字，有存有遗，事迹有详有略，姑缀辑遗谱藏于家，以俟将来。”以上是四十五代中兴祖的记载，这是存诸后世的一般说法。2.宋元丰七年（1084年）由四十五代孟宁纂修族谱。孟宁在所得残谱的基础上，“披阅群书，征以见闻，重加编次，复成完本。”孟宁之前的孟子嫡裔世系就在此谱中确定下来。3.金大安三年（1211年）孟子四十八代孙，邹县令孟润在元丰谱的基础上，予以修订，并“纪古今碑刻及孟氏杂事”。4.元至元元年（1264年），孟子五十一代孙孟祗祖续修族谱。5.明万历年间六十代孟承相曾续修族谱。6.明天启二年壬戌（1622年），六十二代孟闻钲感于孟氏族众因避战乱，散寄四方，于是协同族众，捐资续修族谱，刊印分发各户，以便日后“认祖归宗”。倡修的族谱。7.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六十五代翰博孟衍泰广泛征集在战乱中尚存的孟氏族谱，“确征详考、编次成书”。此次修谱，“仍循遗谱旧规，合派通叙”。并定此谱为《孟子世家谱》。8.清道光四年（1824年）六十九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继烺“继承先人未竟之志，遴选族众中通才硕彦，权其财资所入，开馆编修。爰自五十五代有传之支，分派以十一、别户以二十，厘正考订，分叙合辑，亦既精确详明矣。”9.清同治四年（1865年）七十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续修的族谱。以上所记九种族谱，多数亡佚，今可见的只有最后的道光谱与同治谱两种。

道光《孟子世家谱》六册十四卷。卷首有孟继烺所作的《序》，并收录了孟宁、孟润、孟衍泰在前几次修谱时的旧序。此外还有职名、凡例、目录、修谱事宜、姓源、捐资数目、支销、嫡裔考、嫡裔相承图等。以下始祖至四十四代为第一卷，四十五代中兴祖至分派分户为第二卷。以下的十二卷分叙十一派、二十户世系及人丁。

同治谱是道光谱的续修本，也叫《孟子世家谱》，六册、十五卷，由七十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作序，并收录五篇旧序，编排次序与道光谱大致相同。

孟氏修谱有严格的规定和严密的组织。道光年间修谱，设立了修谱馆，六十九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继烺出告示通告孟氏族众，要求族众恪遵祖训，严核假冒，并制定了有关条规，贴于谱馆。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修谱机构，分派修谱职务，职名如鉴定、监修、司编、誊录、校阅、稽查等均载人谱册。鉴定为六十九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继烺，司编有孟兴灿等七人，稽察有应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同治年间修谱时，七十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也制定了若干条例。组建了修谱机构。鉴定为孟广均，监修为族长孟兴凰和举事孟继元，司编有孟传琦等人。督察为应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昭铨。

根据修谱《凡例》及《修谱事宜》，入谱现丁每人捐银一钱五分，折钱一百五十文，作为修谱的开支。因为孟氏后裔享有朝廷赐予的多种优遇，因此为杜绝假冒，明确规定了不得入谱的情况：义子、赘婿、甥承舅嗣、侄奉姑嗣、既娶再醮妇带来之子，一概不许入谱；出家僧道不许入谱；不孝不悌及曾经犯法或流人下贱厮役之人不许入谱。

为实现这些规定，所有孟氏入谱人等，都要按照规定的格式填写花名册，须写明系某户某人，现年岁数，系孟子多少代孙，家乡居住，职业，以及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的名、字、职业，健在或死亡，几个儿子，十五岁以上者要列出名字，等等。

要求户头将所管户内户丁如实造册汇报，有劣迹的也要如实陈报，徙居外地的要注明何代何人徙居何地。户头、户举以及族众人等，倘徇私情，以致鱼目混投，宗族知情者应予以告发，“治以逆祖之罪”。户头户举还要立字具押，如日后查出该户有作弊现象甘受处罚等等。

谱册编成后，印数有定额，如道光谱印63部，其中告庙、宗府存查、族长交代、举事交待各一部。二十户的户头、户举交待谱20部、谱馆执事人员领谱39部。同治谱共印45部，发放方法如前。领谱人记入谱中并盖章以示负责。谱册领新交旧，并在监督人员监督下将旧谱及谱版销毁。这是过去的旧谱失传的主要原因。每年农历清明及十月初一，孟氏族众赴孟子、孟母两林祭扫时还要验谱，后改为每年农历二月孟庙祭祀时验谱，以严杜私下出售和遗失。

除了上述孟子氏家谱外，流寓各地的孟氏后裔为了维系族众，铭记本源，也修有各种孟氏家谱，一般名为《孟子世家流寓某地支谱》，并呈交邹县孟府收藏。其中《暨阳南孟宗谱》自元末明初就已经开始修纂，时任诸暨知府栾凤作序。清康熙年间，两次重修。清乾隆年间再次修谱时，命名为《南孟支谱》，六十五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衍泰为之作序。嘉庆年间重修时，六十九代孙世袭翰林院博士孟继烺为之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