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思想溯源

先秦时的原始儒家可以追溯到上古三代文化。周朝制度的奠基人周公是周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其长子伯禽治鲁后形成鲁文化，周文化和鲁文化一脉相承。

元圣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成王姬诵的叔父。周本为地名，是岐山南部的一个平原（今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为周原，周原曾是姬旦先人居住生活的地方，也是周族的龙兴之地。后来，周原成为姬旦的采邑，而姬旦的爵位为九命上公，所以被尊称为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儒学奠基人，被后世尊为“元圣”。《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概括了周公的主要历史功绩。清末民初史学家夏曾佑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史》中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辅翼武王，克商建周　公元前1051年，周文王驾崩，太子姬发继承父王遗志，是为武王。当其时，姜太公为国师，周公旦为辅相。周公既有优秀的政治才能，又是武王的同母兄弟，因此武王对周公特别信任和依赖，无论是军国大计，还是疑难小事，武王总是与周公商讨。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对此有记：“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继续文王未竟的“翦商”大业，一方面韬光养晦，维持好与商纣王的君臣关系，一方面苦心经营，加强军事、经济、舆论等方面的准备，制定周密的计划，一步步达到最终“倾覆”商朝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周公是武王的得力助手，他出谋划策，不遗余力，周公还时常提醒武王要修明道德，勤政爱民。当武王在克商的道路上，遇到困难，迷茫彷徨的时候，周公就对武王劝导鼓励，坚定武王伐纣的信心。公元前1049年，武王举行规模盛大的军事会盟，由“周公辅行”，向东检阅军队，一直到达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史称“孟津誓师”。这次军事演习，一方面熟悉了地形和线路，另一方面试探了商朝的虚实和诸侯的反应。据说，这次会盟，有八百诸侯群起而应，天时地利人和，克商的时机成熟了。公元前1047年，灭商行动正式开始，武王由周公、太公、召公等人辅佐，率领军队，大举东进。第二年来到商都郊外的牧野，双方在牧野展开战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商纣失道寡助，众叛亲离，士兵毫无斗志，纷纷倒戈，结果，周军摧枯拉朽，只用一天就取得胜利，商纣王纵火自焚。王朝鼎革之后，周人举行祭社典礼，典礼上周公持大钺、召公持小钺，分列武王左右，宣布纣王罪状，周朝正式取代了商朝。

辅助成王，摄国理政　公元前1043年，克商第四年，武王去世，次年武王儿子姬诵继位，是为成王，武王早卒，成王年少，当时，国家初立，根基未稳，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叛，为天下计，周公义不容辞，代成王摄政当国。此时周公的身份是冢宰，冢宰可以统领百官，总摄国家事务，相当于后世的宰相。由身份所定，加之成王年幼，因此大小事务都由周公决断。成王对周公也十分尊敬，遇有疑问便向周公请教，在周公的教育培养下，成王也迅速成长。周公为了大周基业，呕心沥血，求贤若渴，给后世留下了“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典故，正是由于周公的苦心经营，初周的根基得以培固，为成康之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国曹操有诗赞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平定三监，东征践奄　武王伐纣之后，对殷商遗民就地安置，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于商都旧地，并将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封在附近，使其监督管理殷商旧地，以制衡武庚禄父，这就是“三监”。三监地域，一般认为，商都以北地区为邶，商都以南地区为鄘，商都以东地区为卫。周公摄政时期，管、蔡有异心，“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史记·鲁周公世家》），以武庚为代表的殷遗势力趁机图谋复辟。成王二年（前1041年），周公奉成王命，亲率大军，东征讨伐。成王三年（前1040年），平定叛乱，杀武庚，诛管叔，流放蔡叔，贬霍叔为庶民，殷商王畿旧地彻底安定下来。殷商京畿之地平定了，但殷遗民势力仍存，东方的奄地就是殷商势力的重镇。奄，在今山东曲阜周围，即后来鲁国立国的地方，商王南庚、阳甲曾以此为都城，商王盘庚迁都至殷后，奄便成了殷商的一个重要方国，因此，奄往往又被称为“商奄”。公元前1040年，周公平定三监后，接着挥师东进，先后平定熊、盈、淮等部族，于公元前1039年，成王四年，进入奄地，扫除了殷商余势。《史记·鲁周公世家》对此有记：“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平定三监，消灭奄国，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周公东征”，这是继武王伐纣之后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关于此还有《诗经·豳风》中的《东山》《破斧》两篇传世。周公东征，彻底消灭了殷商王朝的残余势力，扩大了东方境土，稳固了周初局势。

营建成周，定鼎洛邑　周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偏隅西方，疆土东扩需要政治中心东移，而洛邑（今河南洛阳）居天下之中，是都城的首选之地，正如《史记·周本纪》所说：“此天下之中也，四方入贡道里均”。武王时为达到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的目的，已有营建洛邑新都的想法，可惜早卒，青铜器“何尊”有记武王选定洛邑作为都城的事情。公元前1038年，成王五年，周公继武王遗志，开始营建洛邑，以续国祚，据《今本竹书纪年》载，周公东征后，开始“迁殷遗民于洛邑，遂营成周”。把殷遗民向洛邑迁徙，一方面是对旧势力分而治之，一方面是为新都的建设提供人力支持。营建新都的人员除殷遗之外，还有“侯、甸、男、邦、伯”等殷商旧有属国的人员。洛邑位居洛水之北，傍瀍水东西而建，瀍水西面是王城，宫寝之所在；东面是成周，宗庙之所在，亦是殷移民所迁之处。此时，丰镐之地仍是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王处理政务、接见诸侯、宗庙祭祀都在此进行，丰镐之地天下共之、诸侯宗之、宗庙居之，故称丰镐为“宗周”，宗周者，周宗族之源也；与之相对，东都洛邑被称为成周，之所以称“成”，是因为周朝已经统一四方，完成了“成命”，取得了“成绩”，成周者，周统一大业之始成也。

制礼作乐，儒学元始　扫平叛乱、营建成周，硬件方面的工作完成后，制度建设就提到议事日程。成王六年，公元前1037年，周公开始制礼作乐，以作天下之纲纪。礼乐并不是周公时期才开始出现，其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相当完备的礼乐制度，周公适应周初的具体形势，对殷商礼乐进行损益，而成周代礼乐。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因此，虽说周公制礼作乐，但不能据此认为礼乐为周公一人所独创，周代一时所固有。周代的礼乐制度，大体可以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礼，细分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都有一定之规。周公制礼的标志性成果是《周礼》《仪礼》。周公作乐的标志性成果是《大武》。周公在继承殷商《万》舞的基础上，主持制作了歌颂武王功德的武舞《象》和表现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文舞《酌》，合称《大武》。后来为了祭祀文王，周公又主持为传统的《象》舞配以新的诗歌，制作了表现文王武功的《象》舞。二《象》舞，一《酌》舞，也就是《吕氏春秋·古乐》所说的《三象》，这三套乐舞都是根据具体的历史事实制作的，旨在表现周王朝的文治武功。礼别异，乐合同。“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强调差别，巩固统治；“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消弭隔阂，增加团结。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史记·周本纪》）。周公制礼作乐，虽是对夏商的继承，但是却有巨大的超越。夏“尊命”，商“尊神”，而周“尊礼”，周公时，礼乐由巫祝文化演进为人文文化，礼乐具有了规范人的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功能，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章。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周公制礼作乐，开中华礼乐文明之先河。周公所制作的礼乐无不体现了仁政德治的思想，如“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勤政尚贤”等，成为儒家思想的直接来源。孔子对周公推崇备至，尝言：“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以恢复周公之治为毕生志愿。后世将孔子所创儒学与周公思想并称为“周孔之学”。

受封鲁国

西周初年，对天下分封而建，封于鲁国（今山东曲阜）的是周公还是其元子伯禽，史载不一，《诗经》《左传》记载是伯禽，而《史记》记载是周公，但《史记》又说“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还是伯禽，现在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鲁国的第一位鲁公是伯禽。伯禽就鲁时，周公对其反复叮咛训诫，让其韬光养晦，谨言慎行，并在金人背面书写铭文，以随时提醒伯禽。曲阜周公庙立有道光二十年金人铭碑一幢，碑文记载了金人铭的铭文及孔子当年观金人铭的情况。

一方面由于周公的文治武功，较之于其他诸侯国，鲁国受赐更加丰富，拥有诸多特权，享有天子礼乐。周公能为人臣不能为之功，则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礼乐，所以成王乃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以褒周公之德。《礼记·明堂位》载：“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另一方面由于鲁为殷商旧地，鲁国受封之初就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周室为鲁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要把鲁国建设成为“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因此，伯禽就鲁伊始，便对少昊之墟、商奄故地“变其俗，革其礼”，镇抚周边部族，传播宗周文化，极力推行周朝礼乐。再加之伯禽为周公之子，深受其父礼乐思想的熏陶，在贯彻推行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方面，鲁国是最彻底、最全面的。《左传》有“周礼尽在鲁矣”之言，后来周室衰微，学在四夷，鲁国成为东方乃至全国的文化中心。

此外，周公、伯禽作为鲁国始祖，其后裔在鲁国繁衍生息，伯禽有三个儿子：酋、熙、鱼。酋、熙相继承袭鲁君之位，分别为考公和炀公。三子鱼为鲁大夫，赐有东野之田，故其后以东野为姓。据乾隆《曲阜县志》卷六十一《世家第七之二》载：“东野之系，其先盖出自鲁公（伯禽）季子（第三子）公子鱼食采于国之东野，因氏焉。”东野一系后经多次战乱、离散、迁徙，仍生生不息，“弘治十二年，山东巡抚访求周公之后，得东野，禄给以衣巾，使奉祀（周公）”（乾隆《曲阜县志》卷四），曲阜今有周公后人东野一族，居曲阜周公庙附近。

公元前1036年，成王七年，周公还政于成王，《史记·周本纪》：“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公元前1032年，成王十一年，周公去世，享年约60岁，周公弥留之际，希望自己死后葬在成周，以表示不敢离开成王，周公死后，成王心存谦恭，把周公葬在毕（今陕西咸阳北），随周文王墓葬，以表示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周公作为军事家，帮助武王伐纣，是大周王朝的开国元勋；作为政治家，辅翼成王，平定叛乱，分封建制，是周朝八百年基业的奠定人；作为思想家，开礼乐文明之先河，是儒学的元始。为褒扬和纪念周公，后世建周公庙予以祭祀。今国内比较知名的周公庙有三处：岐山周公庙，洛阳周公庙，曲阜周公庙。东汉以降，周公作为圣人的形象逐渐获得官方的接受与认可，其祀典也以国之祭典的形式出现，一直沿袭至清代而不绝。曲阜周公庙，立有康熙二十六年御制周公庙碑一幢，称颂周公之文治武功，并系诗赞曰：

邃古民朴，混混茫茫。列圣经纶，肇轩迄商。

叙厥伦纪，贲以采章。公监二代，揆时立制。

有因有除，礼明乐备。体国经野，成理万彚。

集武之勲，绍文以孝。代成諴民，并孔立敎。

为子为臣，是则是效。宗邦绵历，忠厚所贻。

贞珉载镌，作颂致思。鳬绎同峙，亿禩为期。

周、鲁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蕴育之功，“仁”“礼”“德”“义”“信”等重要理念正是儒家思想得以形成发展的渊源。

第二节　代表人物及学说

鲁文化肥沃的土壤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圣人先师，最杰出的代表首要孔子，他在总结上古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说。颜子、曾子、子思子和孟子在不同的层面发展和践行这一学说，其中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又一位集大成者。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和亚圣孟子这五大圣人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并建立起了儒学的框架。

孔子

作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教学中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生，并形成了系统的教育思想。孔子之前，学在官府，接受教育的只是少数贵族子弟；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不分贵贱贫富，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扩大了教育范围。孔子收徒施教，正是“先之以诗书，导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徳”（《孔子家语·弟子行》），“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讲述传统的《诗》《书》《礼》《乐》等“六艺”知识，以文学、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把道德教育作为主要内容。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培养治国、平天下的人才。他培养的一批弟子中，大多参加政治活动，“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史记·儒林列传》）。孔子这一思想与其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即用“举贤”的办法补充世袭制，以造就更多对国家社会有用的“贤臣”和“良才”。孔子积极吸收平民子弟入学，善于根据学生在学业和性格上的特点，“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他常用的启发方法有三种，即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叩其两端，以求真知。这些都是他长期教学、思考而创获的真知灼见。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敏而好学，学而不厌，温故知新，诲人不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孔子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完善的过程。早期，孔子关注点是“礼”；中期，孔子更多注意到“仁”；晚年的孔子，境界进一步提升，“中庸”思想臻于成熟，形成了一个由外而内的系统体系。

孔子对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混乱秩序感到痛心。为拨乱反正，孔子积极主张恢复礼治，希望人们通过礼的教化作用，以礼为标准来约束人的行为，加强修养，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社会的和谐。“礼”是三代尤其西周以来中国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从广义上讲，“礼”也包括乐在内，此即所谓的礼乐。礼的作用在于别异，区分上下、贵贱的等级；乐的功能则是合同，使具有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和谐共处，亲爱融洽。礼与乐相互为用，最终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为政者要按照礼的要求实行德政，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各安其位。对治国者而言，他们修身以礼，为国以礼，本身就是一种“君君”的表现。对于一般民众，自觉以礼规范自身，便是一种伦理原则。从本质上讲，“礼”以“德”为内容，以“敬”为精神机制。恢复礼治对于实现社会和谐至关重要。在孔子思想中，如果说“礼”是向外求，而“仁”则是内在的要求。礼是外在的约束，仁是内在的自觉。礼与仁密不可分，仁是礼的主要内容，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仁的含义极广，孔子把它看成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仁”的学说是以“修己”为前提，进而按照孝亲、仁人、爱物的逻辑展开。这种博大的“仁爱”观，是孔子思想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建立充满仁爱的社会，是孔子留给中国文化最宝贵的遗产。于此之上，早期儒家乃至中国文化构建起“天人合一”“厚德载物”“博施济众”的胸怀与志向。在孔子的思想中，“中”是重要的道德准则，也是思想方法。它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为人处事态度，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和处事准则。“中”具有“时”“权”的意蕴，奠定了儒家“中庸”的思维模式，成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

孔子的理想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与“天下有道”的小康社会。大同社会是对为政者提出的要求，是对社会成员的人心教化。全体民众心系天下，以宽广的胸怀对待现实，以天下人的利益为重。孔子曾说他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希望天下的老人过得安逸，朋友之间感到相互信任，所有的少年人都能够得到关怀。这一伟大、无私的理想丰富了众多人的精神世界，也鼓励着无数人为之奋斗不息，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道亮丽色彩。

孔子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不仅如此，孔子学说还对中国周边地区，包括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均有重要影响，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孔子学说对欧洲也有深远的影响，对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颜子

颜子（前521—前481年），名回，字子渊，春秋末期鲁国（今山东济宁曲阜）人。为孔子最得意弟子，位列孔门十哲之冠，四配之首。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颜回“少孔子三十岁”。他谦逊好学，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被后人尊为“复圣”，开颜氏之儒。颜子居住于鲁国城内破败的“陋巷”，其父颜路名为鲁国卿士，无实际职权，家境贫寒。颜路师从孔子，很早就将颜子送到孔子处，接受教育。在随从孔子求学期间，颜回勤学好问，得到老师的赞赏和喜爱。孔子多次赞扬颜回，如“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颜子很早就体会到孔子学说的思想精髓。据《论衡》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少正卯是鲁国名人，也办私学，与孔子相抗衡。少正卯善于蛊惑人心，吸引众人。孔子门前冷落，颜子没有离开，因为他了解到孔子思想的伟大，知道孔子是难得的圣人。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至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颜子一直跟随孔子左右，周游列国。鲁哀公六年，孔子率弟子行至陈蔡，被困多日，弟子们多有抱怨、动摇之心。孔子同子路、子贡和颜子谈“君子亦有穷乎”，只有颜子与孔子心有默契。颜渊回答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听后很高兴，欣然笑说：“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孔子家语·在厄》）颜子这番知音话语感动了孔子，帮助他在困境中前行。

颜回对孔子崇仰备至，努力追随，竭精体悟、理解、力行孔子学说，视孔子如父。孔子说：“回也视予犹父也”（《论语·先进》）。颜子能够理解、领悟孔子思想的深意，对孔子所讲“默识心通，无所疑问”，能付诸实践，所以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仁与中庸之德在孔子看来是很难达到的，他以此来给予肯定的只有颜子一人。“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礼记·中庸》）不幸的是，颜子早逝。孔子悲痛不已，认为是上天要灭绝己道，“天丧予”。

作为孔门高足，颜回达至道德的最高境界，身体力行，堪称千古典范。故后世有所谓的“颜子精神”，又称为“德性之乐”。后人对颜子尊崇有加，祭孔配享，从未变迁。在宋儒大倡“寻孔颜乐处”的影响下，颜子精神为后世称许，为历代所重视。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尊颜子为“先师”，确立了颜子配享孔子的先师地位。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敕封颜子为“兖公”，称之为亚圣，亲为制赞。元文宗至顺元年，加封颜子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年间，尊颜子为“复圣”。在曲阜城内，与衍圣公府一墙之隔的颜庙，是历来专门祭祀颜子的场所。千百年来，庙外石坊上所刻“优入圣域”“卓冠贤科”，记录和标示着颜子的地位与尊荣。

曾子

曾子（前505—前435年），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济宁嘉祥）人。比孔子小46岁，勤奋好学，对孔子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与领悟。唐朝时，配享孔庙，被封为“郕伯”。宋朝时，朝廷先后封曾子为“郕候”“武城候”，又改封为“郕国公”。元至顺元年（1330年）追封为“郕国衍圣公”，后世尊为“宗圣”。

曾子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其父亲曾点也受教于孔子。据《韩诗外传》记载，曾子曾两次出仕为官，但是为官的时间都不长。曾子一生主要是传扬孔子之道，授徒讲学，形成了“洙泗学派”。《孟子·离娄下》载，曾子门下有七十多名弟子，其中有孟敬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子思、曾元、曾申等。

据《孔子家语·弟子行》记载：“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参中夫四德者也。”曾子道德修养比较全面，以“孝”“信”“忠”“省”等著称。曾子尤其注重孝道，以“孝”闻名。《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说曾子：“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经》。”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曾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曾子作《孝经》是比较可信的史实。《孝经》全面阐发了“孝”的学说，将孝的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把“孝”提高到很高的位置。《孝经》自古至今受到众人的尊崇，后列入十三经之中。曾子不仅在理论上关注“孝”，主张事亲以孝，在现实生活中更是身体力行的孝子。其“孝”亲的言行始终贯穿着“敬”，成为“孝”的典范。

曾子重视自省。他曾经自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无须外人强制，主动而发自内心的反省，是曾子修养方法最突出之处。这种以注重“内求”为特色的德行修养方式，成为儒家修身养性的主要方法。

曾子深刻领会到孔子思想的精髓，得孔子真传。据《论语》所记，曾子深悟孔子“一贯之道”，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孔子逝世后，成为孔门的支柱和主要传道者。“四书”中的《大学》即为曾子所著。

曾子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曾子及其弟子们所组成的“洙泗学派”，被视为孔门后学中发展孔子学说的重要部分，对于儒学的推广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子思子

子思子（前483—前402年），名伋，字子思，孔子嫡孙，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为了与孔子相分别，后人常以其字称之。子思学识深厚，授徒教学，形成了孔子之后一个重要的儒学派别：子思之儒。子思上承孔子“中庸”之学，发挥“中庸”思想并使之系统化，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在孔孟道统的发展传承中起着重要的过渡连接作用，被后人尊为“述圣”。

子思作为“圣门之后”，是儒家学派的正宗传人，但在历史的演变中，子思著作佚失，其思想也变得模糊。随着地下文献的出土面世，失传的子思著作逐渐呈现于世，为人们重新审视子思带来了契机，对儒学思想的进一步深入认识提供了机缘。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即此竹简基本属于子思门派的作品。郭店儒简共14篇，其中《五行》《六德》《缁衣》《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鲁穆公问子思》诸篇都应属于《子思子》。可知，《孔丛子》中所保存子思问孔子的史料，南朝梁人沈约所著《隋书·音乐志》所载，《礼记》所收《中庸》《表记》《缁衣》《坊记》4篇皆原属子思作品。

子思生活贫困，历尽艰辛。《孔丛子》中说：“道伸，吾所愿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子思刚傲不屈，忠恳诚实的品格可见一斑。

子思曾经为鲁穆公的老师，其学说中关于性命论、天道说以及治国用贤、礼乐治国等政治思想占有重要部分。《孔丛子》中《记问》篇就记载了子思向孔子请教关于任用贤人、治国与礼乐和法的关系及“心”“圣”在认识上的作用等。子思在孔子的基础上，对人性本原、人性特征进行了论述。他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认为天是人性的根源，人性受天命禀赋而成，认定从“性”到“道”之间有“情”相连接，把人性与天命、天道紧密联系起来。这就使在孔子那里缺乏形上意味的“性”被提升为具有生命本原的性，将孔子的人道理论建基于人性、人情之上，为儒家教化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子思注重对“仁”的实现过程和品质的追求，从而使传统的仁学思想获得了突破性发展。

《史记·孔子世家》《孔丛子》均说子思作《中庸》。子思最大的思想贡献在于阐扬和发展了中庸学说。孔子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中”的内容，子思则把“中庸”上升到了“至德”的高度，贯穿于他的全部学说和实践中。《中庸》一书系统阐发了“中庸”思想，把“中庸”的概念从“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的方法论提高到了世界观的高度。子思开创了儒家的“心性”学说，在前承孔子、曾子，后启孟子“内求”的思想理路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人。他受教于子思的门人，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孟子深得孔子学说真传，一生以“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为己任，被后世赞誉为“孔子以后一人，功不在禹下”，成为儒门“亚圣”。为了挽救战国时期混乱的社会秩序，孟子招收弟子、游说诸侯，极力宣扬孔子学说，并对引起思想混乱的异端学说进行猛烈抨击，以扶正儒道。孟子构建起完整的“心学”体系，提出“尽心”“性善”“养志”等形上概念，深化了儒学理论，发出“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的时代最强音，成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一代宗师。

孟子一生追求“圣道”，推行“仁政”，晚年退居邹国，专心教授弟子，“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的主要思想体现在哲学、仁政、人本、人格、生态几个方面。

人性本善的哲学思想。“性善”是孟子学说的核心，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人皆有之”的善性是先天固有的，它表现为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端就是发端、萌芽，仁义礼智四端只是道德的萌芽，一个人只有经过后天的扩充、修养，才能发展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孟子的其他学说都以此为基础。

关爱民生的仁政思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孟子崇尚先王，崇尚仁政，其精髓在于关注百姓的生存权利，要求统治者要“不嗜杀”“使民以时”“制民之产”“省刑罚”“薄税敛”“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然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让百姓懂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保民而王的民本思想。孟子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民心的向背决定着政权的存亡。孟子把那些残害百姓的统治者，视为“独夫民贼”，予以猛烈抨击。

浩然正气的人格思想。孟子强调人特别是士人的人格尊严。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鼓励人们要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要有为了天下正义“舍我其谁”的责任意识和“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

仁民爱物的生态思想。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孟子将血缘亲情推及开来，使得人类群体和自然界都纳入“仁爱”范畴，成为早期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倡导“斧斤以时入山林”“数罟不入洿池”（《孟子·梁惠王上》），这些人与自然界和谐、持续发展的观点，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又受教于曾子。孟子对曾子、子思非常推崇，在思想上与他们相契合、相传承。孟子刻苦钻研儒家的学说，学有所成后也开坛授学，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的乐趣。孟子的弟子可考的有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十数人。

孟子曾经“以儒道游于诸侯”，多年游走于齐、宋、滕、邹等国之间，四处游说，推行“仁政”学说。但是在战国中期杀伐横起的局势中，孟子“性善”“仁政”的主张难以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孟子的社会影响虽日益扩大，其政治主张却一直不得实施。在长期的政治活动中，孟子与各地的人士交流、交锋，不仅扩大了儒家的政治影响，也在孔子、子思子等的基础上扩展、深化了儒学的理论内涵，为早期儒学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孟子认为人作为统一的物类有其共性，并把人的共性分为三个层次：人的形容、体貌相似；口、耳、目等共同的感受相似；共同的心理需求。人有共同的生理需求，还具有共同的心理需要，而心理需要才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类共性中最高的层次。这种共同的心理需要，就是人具有“四德”“四心”。仁、义、礼、智此“四德”，与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之“四心”相对应，成为孟子性善说、仁义论、仁政主张的基础。“四德”及“四心”说的提出，是孟子为其性善说构建的理论基石，是孟子对儒家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

孟子逝世后，其思想越来越受到统治者和学者的重视与推崇，其地位也不断得到提升。后人常把孔子和孟子连在一起，合称孔孟，把孔子学说和孟子学说合称为孔孟之道。北宋时期，《孟子》正式被朝廷列为经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科目。宋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被追封为邹国公。元丰七年，孟子牌位入住孔庙，得以配享孔子。景祐四年（1037年），兖州知府孔道辅修建孟庙，专门供奉孟子。南宋朱熹推崇《孟子》，把它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元至顺元年（1330年），追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孟子被尊称为“亚圣”，被提升到仅次于孔子的地位。

第三节　思想核心

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即“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以人为本，刚健有为”。“天人合一”“以和为贵”是指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含天人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天人关系的和谐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概括为“天人合一”；人际关系的和谐主要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可以概括为“以和为贵”“中庸之道”。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从历史上看，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大致经历了先秦、西汉初年和宋明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发源于周代，经过孔子、子思到孟子的性天相通观点，到董仲舒等学者的阐述，再到宋代的张载、二程而达到成熟。张载、二程发展了孟子学说，达到了新的理论水平。西周时期的天命观明显地赋予神（即周人的“天”）以“敬德保民”的道德属性：“天”之好恶与人之好恶一致，“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更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明确表达。《周易·乾卦·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讲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人生的最高的理想境界。孔子时而认为天是自然的，天不言而四时行，而万物生；他时而又认为，人之生死富贵皆决定于天，“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道德文章皆天之所予我者，我受命于天，任何大难都无可奈何于我。在这里，“天”是道德权威性的最终根据。但是孔子所讲的道德的核心是“仁”，他在讲“仁”的根源时，却很少把“仁”的根源归之于人格神意义的“天”。相反，他所强调的是，孝悌之类的自然感情是“为仁之本”。他认为“仁”出自人天生的“直”，亦即一种自然的本性。也就是说，孔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已由“远”及“迩”，这就为孟子的“天人合一”观开辟了道路。子思对于天人的看法，可以《中庸》为代表。《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对天人的看法基本上继承了子思的衣钵。《孟子·万章上》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天命是人力做不到达不到而最后又能使其成功的力量，是人力之外的决定的力量。孟子并不认为天是神，孟子的“天”极少有人格神的含义，它有时指人力所无可奈何的命运，但主要是指道德之天。他的“天人合一”思想讲的是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性在于人心，故尽心则能知性，而人性乃“天之所与我者”，所以天人是合一的。“天人合一”在孟子这里就是指人性、人心以天为本。人心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四者，人皆有之，他把它们称为“四端”，人心有四端，所以人性本善。人之善性既“天之所与我者”，是天给的，又是“我固有之”者，是我本身固有的，所以天与人合一。这样孟子就明确地奠定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上下与天地同流”和“万物皆备于我”，就是指人与万物一体的含义，就是说，“恻隐之心”或“仁”根本在于“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的这种“万物一体”观还是隐含的、模糊的，只是到了宋明时期，这种思想观点才有了明确的界定。到了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董仲舒是当时儒家的代表，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说：“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数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谷川之象也。”《阴阳义》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非常明显的。到了宋代，是中国所谓“理学”产生的时代。此时出了不少大儒。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发展到了顶峰。宋代道学的“天人合一”说都是接着孟子之学讲起的，但对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了重大发展：一是把孔孟的“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的简单朴素的论断，发展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学说。二是把孔孟的差等之爱的观点，向着博爱思想的方向推进。张载明确地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张载在《西铭》中写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实际说的就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张载在《正蒙·诚明》中写道：“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由此出发，凡能体悟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有息息相通、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的人，便必然能达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境界。程颢第一个明确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断。这就是说，人之至善的本性“仁”源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一体”，是对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和张载所谓“天地之塞，吾其体”的更具体而生动的申述和发挥。程颐说：“天、地、人，只一道也。”他认为万物的本根为“理”，而理在事先，人禀受形而上的理以为性，所以理与人相通。这样，“天人合一”思想就具体地表现为“与理为一”。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成了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说之集大成者。他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原是一体”，天地万物的“发窍之最精处”即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下），人心即是天地万物之心，是人心使天地万物“发窍”而具有意义，离开了人心，天地万物虽然存在，却没有开窍，没有意义。王阳明的“天人合一”思想使人与天地万物之间达到更加融合无间的地步。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科学、伦理道德、审美意识等，都有深远的影响。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顶峰，就是宋明儒学家所说的“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也最能代表儒家道德思想的精华，这不但为人伦道德找到了深远的根源，提高了中华文化的道德意蕴，而且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理论根据。

以和为贵

儒家文化以“和”为特质，不仅为中国传统文化打上了“和”的烙印，而且成为世界和谐文化的滥觞，贵和尚中正是儒家文化的本质，而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创造一个和谐的世界则是儒家文化的终极目的。中国古代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所谓“和而不同”也就是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人云亦云。“和”的观念，肯定多样性的统一，主张容纳不同的意见，对于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儒家宣扬“和”的观念，《周易》提出“太和”观念，《周易·乾卦·彖》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这里所谓太和是指自然界万物并存共育的景况。儒家认为，包含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中庸》云：“万物并有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正是儒家所构想的“太和”景象。孟子提出“人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尔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力。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这里所谓人和是指人民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是胜利的决定性条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今天仍然必须承认的道理。儒家的以和为贵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加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民族文化的同化力的积极作用。在历史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已成为长期起作用的客观规律。在古代，汉族由许多民族融合而成；在近代，汉族又和五十几个少数民族融合而合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内部密切团结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华民族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国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多元的统一，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所谓“和”的体现。所谓“和”，不是不承认矛盾对立，而是认为应该解决矛盾而达到更高的统一。

以人为本

指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意识，尊重人和推崇人，弘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周易》认为，天、地、人是构成宇宙的三种基本物质材料，所以称之为“三才”。上为天，下为地，中为人，从这种直观的认识中，不仅得出人是整个宇宙的构成部分，而且处于宇宙的中心，人是天地化育的结晶。儒家学说吸纳了这种观点，并进而指出：“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天地之性人为贵。”（《白虎通义》）这样就把人从茫茫的天地宇宙之中凸显出来，人并不是由天命所完全决定，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天地之精华，是宇宙的主宰。既然这样，就应该关注人，重视人，而不要把太多的精力用在供奉天地鬼神之上。其次，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人乃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中说：“惟人为万物之灵。”其后的儒家学者都坚持这个观点并将其充分发挥与引申，从人乃“五行之秀气”（《礼运》），到董仲舒的“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春秋繁露·实性》），再到欧阳修的“人者万物之最灵也”，于是一个来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既秀且灵，既高且贵的人就活跃于天地之间，最终成就了一个大写的“人”。第一个发现“人”，并真正把“人”从天命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是孔子的功劳。孔子的儒学是以“仁”为中心，以“仁”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孔子说“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仁者，爱人”，爱人，这是仁的真谛。它包括“忠恕”两方面的要求：“忠”即要求从积极的方面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认为“立人”“达人”要以“己立”“己达”为前提。“恕”则要求从消极方面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还说：“仁者人也”。人的本质是“仁”，人之为人，不仅在于他有自然属性，更重要的是他具有社会属性。“人性本善”，都具有“仁”的道德本性，反之，那些丢弃“仁”的本性，损害人的价值和生命的人，则与禽兽无异。可以说，孔子的“仁”学就是“人”学，或者称其为人本主义的“仁学”，当是很中肯的。孔子开创的“人”学得到了后世儒家和其他各学派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文化永不枯竭的源泉。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这都是对人的个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肯定，是对人的自觉意识和自觉价值的弘扬。在对个人的主体价值给予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儒家文化进一步强调人的社会价值，强调人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强调“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由人本意识上升到民本意识，重视民意，与民同乐。

刚健有为

是指儒家文化中的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是儒家文化积极入世的体现。

忧患意识　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直被人们尊尚和传承着，并且逐渐内化为中华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向上的品格，成为激励历代仁人志士心系国民、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由孔子首先阐发的对国家、民族和人生的关怀为价值取向的儒家忧患意识，后经历代儒学思想家的发挥，其精华部分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指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出发，孔子将忧患的内容重点放在关注他人、社会和国家上。一方面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放在首位，追求安邦定国、匡济天下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把个人的命运同整个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以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任务。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把道看得比人的富贵、生命还重要，提倡为道为仁而牺牲的精神。孟子对孔子的忧患意识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他指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意思是说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乐足以使人死亡。这就把忧患意识提高到关乎人事成败国家兴亡的高度。孟子还有一句关于忧患意识的警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种与天下人共欢乐同患难的思想是儒家“民本主义”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历代忧国忧民思想的源泉。汉代儒家忧患意识是以现实政治为基点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士对孔孟儒学的改造就是基于对现实政治的忧患，忧的是国家大一统政治局面重蹈秦之覆辙，患的是孔孟儒道因“迂阔”而不能为统治者所接纳。而同时期的司马迁父子则另辟蹊径，从史学的视角阐释了他们的忧患思想。司马迁遵从父命，撰写《史记》，记载春秋战国诸侯相兼和汉兴以来明主贤君忠臣死义的光辉事迹，以表达他们对天下史文失传的忧患和对国家兴亡的忧患，从而使得汉代的忧患意识更加丰满。到了唐代，儒家忧患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贞观君臣对“居安思危”思想的阐述和实践，是唐代繁盛时期发展儒家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关心历史前途和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倡导改革，提倡经史之学。思想家、文学家韩愈以饱满的热情捍卫中国文化传统，捍卫儒学之道，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宋代儒家知识分子在继承孔孟等前辈忧患意识的基础上，把忧患意识提高到一个新的人生境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种先天下而忧患，后天下而快乐的忧国忧民的思想，与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相比较，境界更高而且视野更宽，并且这种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为知识分子树立了新的人格风范。两宋以降，儒家的忧患意识亦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加深或者丰富其内容。儒家忧患意识表现出以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为终极关怀，知识分子以道自任、为道献身的思想意识，以及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儒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之向内的发展是人格品德的培养，这就是所谓的“内圣”，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之向外的延伸则是政治实践，这就是所谓的“外王”，“内圣外王”是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诉求，他们由此出发，忧道、忧国，体现了对人生、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儒家忧患意识以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为终极关怀。因此孟子道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这是对国家兴亡的深切忧患和警惕。一旦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志士仁人高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旗帜挺身而出，担当时代重任，从而挽救民族危机，重振民族精神。这种强烈的爱国之情和献身精神体现出一种高昂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之无限生命力的源泉。儒家忧患意识是古代知识分子以道自任、为道献身的忧患意识。知识分子特别关注的是“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把“道”看成是他们最终安身立命之处。提倡为“道”而牺牲的精神。所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是他们对“道”的继承和践履。儒家知识分子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养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形象，也培养了一种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反映了那种任重道远、于国事民生不敢须臾忘怀之情。这种对“道”的关注和追求还体现出儒家知识分子对文化学术失传的忧虑。历代儒家学者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学统为己任，把创造、发展和捍卫儒家文化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表现出知识分子复兴民族文化的执著情怀。儒家的忧患意识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实践性。这是由儒家关于历史发展的道德认识和理性认识所决定的。所谓高度的自觉性，是指主体的自觉，表现在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并自觉地担负起历史责任，这也是理性认识。同时，按照儒家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思路，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追求自身人格的完善，也是儒家自觉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所谓实践性，是说儒家的忧患意识绝不是停留在感情和意识范围，而必须将认识化为实践，使内圣走向外王，使修身走向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实践性体现出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儒家忧患意识是一种社会历史责任感、民族自信心以及爱国热情的反映，体现的是一种乐观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它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动力”，不仅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铸就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其价值的永恒性，对今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道德意识　体现出儒家文化对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的重视，儒家文化将道德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认为仁义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义之心也就等于丧失生命之根本。因此，他们强调做事要从仁义出发，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哪怕与人相处也要有所选择，要与有仁义之心即有道德的人相处。儒家的道德意识的根本宗旨在于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使自己更好地适应社会，立身做人。儒家道德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人与自我、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都有一套独特的伦理规范体现儒家贵和、尚德的人文理想。在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儒家提倡要正确看待自我，通过修身养性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在生命、道德与人格的关系上，儒家德育思想显然更重视人的道德价值。儒家人性观中，不管是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还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强调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达到至善的“圣人”境界。因此个体存心养性的修身思想便是儒家德育思想的基础。作为儒家经典精髓的《大学》讲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修身的方法上，儒家首先强调正心诚意。有了自我修养的诚意与要求，才具备人生修养的基础。其次，“好学”“好学近乎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学”是非常重要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很好地修身养性。最后“践行”，一个人要真正成为一个有良好品格和道德的人，要做到知行合一。儒家这种主体的道德修养，这种注重人的自我观照、自我修养、自我实践的道德原则，可以成为治疗现代人精神与道德迷失的一剂良药。在对个人与社会的思考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认为，社会安定有序就是道德价值所在。“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的道德原则都是为了营造社会的安定和谐。儒家强调“礼”，要求人们的一切言行都要符合礼，以使各个社会成员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各奉其事，各得其所，毫不错乱，这样社会自然就会秩序井然、和谐稳定。而“仁”作为儒家思想中的最高道德范畴，主要体现为侍长以“孝”、侍君以“忠”。孝悌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孝悌”的延伸。作为道德规范的“仁”，还要求人们要以对自己亲人的爱推及对他人的爱，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以形成一种和谐的人文氛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和谐”仍是儒家强调的核心思想。儒家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大自然息息相通，和谐一致。因此，人必须学会尊重自然，爱惜自然。把人类放在大自然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在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上，儒家提出“正德、利用、厚生”的原则。“正德”首先是指天地“生生之大德”，即是天地生养万物之道。这种天地的大德与人的善良的“仁”性是相通的，而人的“仁”性表现于外，就是“亲亲”“仁民”“爱物”。儒家思想的核心即是“仁爱”，以这种仁爱之心去对待万物，就能涵润万物，促进万物的生长。使万物各得其所，各得其生，使人民各得其养，是儒家“正德”的真实表现。“利用”是在“正德”的基础上的“利用”，即从仁爱之心出发，对万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符合道德原则的“利用”，这样既有利于人类的存续，也有利于自然万物的生命。儒家这种从爱人到爱物，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主张，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最高层次，对于现代社会中，改善人和自然的关系有积极的意义。

力行意识　儒家文化向来强调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义者，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儒家看来，和谐境界的实现，人本精神的高扬，忧患境域的摆脱，道德素养的提升，无一能够离开人们投身现实、奋发进取的努力和作为。在儒家思想中，认为生命是有限的，生命也是宝贵的，但与此同时生命又是充满坎坷和艰辛的，君子应该要有一往无前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儒家强调“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倡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个人健康人格，提出“舍生取义”的人生最高道德标准，从而打造了全民族的强健精神支柱和充满浩然正气的民族性格，完整地构建了全民族的道德体系，加上儒家“德治爱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仍渗透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一直是中华民族在人文理想方面的宝贵精神财富。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成为整个儒家学派的共识，所以儒家学派的人都有“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的想法，他们都有共同的出世思想，他们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修身养性，扩大自己的影响，进而促使自己所处的社会成为真正具有“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之国。儒家讲的“自强”，就是“反求诸己”，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兢兢业业，持之以恒。“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儒家理想人格所提倡的自强精神的深刻写照。《中庸》云：“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儒家强调不懈的努力，这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