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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 弘扬方志文化
信息发布时间:2021-3-1 信息来源:中共济宁市委党史研究院 作者:邵鸿志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是独特的中国文化标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志事业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25日到首都博物馆参观北京历史文化展览时强调: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习近平总书记还是读志用志的典范。在福建、浙江等地任职期间,每到一地都要阅读地方志,作为了解地情、实施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

地方志简称“方志”或“志”,是一定行政区域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其狭义概念即指地方志书。方志文化,则是关于方志起源发展、功能作用、编纂方法、理论研究、史志成果等各类学说、文献的总和。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坚定文化自信,弘扬方志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

 

一、方志文化是“文化济宁”不可或缺的方面

济宁市是著名的孔孟之乡,儒家文化发祥地,文化底蕴深厚,多元交融,而又独具特色。始祖文化、儒家文化、汉碑文化、运河文化、李杜文化、地名文化等,让“文化济宁”内涵丰富,魅力四射;众多的文物古迹、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文化济宁”具体实在,触手可及。这些具有标识性的文化类别,许多与地方志关系密切,济宁市现存一些旧志中,多能找到相关的资料和内容。比如运河文化的漕运、闸渠、河道总督院署,地名文化的城池、街巷、园亭、名胜等。

济宁是方志大市。据统计,济宁市现存历代旧志约60种,700余卷,占山东省现存旧志的1/10。其中,济宁(州、直隶州、县)10种,兖州9种(府5种、滋阳县4种),曲阜6种,邹县(城)10种,汶上4种,泗水5种,鱼台3种,金乡6种,嘉祥3种。(微山、梁山均为建国后置县,无旧志)。现存较早的志书有[嘉靖]《邹县地理志》(四卷图一卷),明戴光修,谢秉秀纂,嘉靖四年(1525年)刻本;[崇祯]《曲阜县志》(六卷),明孔弘毅纂修,崇祯八年(1635年)刻本。

20世纪80年代,新编地方志蔚然兴起。至2018年年底,济宁市第二轮社会主义新方志基本完成,两轮修志共完成市县综合志书26部,乡镇村志、部门志、行业志及各类专志数百部。这些志书,在记录时代变迁、反映社会发展、传承地方文化、发挥资政功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构成了“文化济宁”一道靓丽的风景。

 

二、方志文化在济宁源远流长

清代著名学者、方志学家章学诚称:“方志乃一方全史”。近代方志学的奠基人梁启超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方志起源于《周礼》。该书相传为周公旦所作。周公虽不是济宁人,但济宁是他的封地。其子伯禽为鲁国第一任国君。“方志”之概念,即源于《周礼》。《周礼·春官》记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四方即指诸侯方国,方志就是方国之志。《周礼·地官·诵训》:“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指的是负责为王者述说四方久远故事,说明各地风俗所忌讳的言语;王者巡狩,随从王车左右。此处,再次出现“方志”一词。“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是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也应是“方志”职掌与践行之地。

郑玄《周礼注疏》曰“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认为,《周官》(即《周礼》)中的职方、土训、诵训的职掌,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章家诚从志为史体角度出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地方史事的书籍,如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应是最早的方志。后代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些史书,类似后来的地方志,具有地方志雏形,应为方志之源。孔子作《春秋》,提出“述而不作”的史学主张,首创“春秋笔法”,对后世历史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地方志编纂所遵循的“秉笔直书”“述而不论”“观点寓于事实之中”,都源于孔子的史学思想。从以上几个角度说,地方志与济宁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三、济宁方志文化的重要资源——历代旧志

济宁历史悠久。夏为仍国等地。春秋战国,为齐、鲁、宋、楚等国之域。汉属鲁国、任城国、山阳郡等。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复置任城郡,辖任城等县;郡县治所在今济宁市区。后周广顺二年(952年)置济州,治巨野,领巨野、任城、金乡、郓城四县。金天德二年(1150年)移治任城。元至元八年(1271年),济州改为济宁府,治任城,后还治于巨野、复任城;至元十六年(1279年),济宁府升为济宁路,治巨野,领三州(济、兖、单州)16县,任城为济州(领任城、鱼台、沛三县)治;至正八年(1384年),济宁路移治任城。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济宁路为济宁府,领任城等12县;洪武十八年(1385年)济宁府降为州,属兖州府,废任城县。(兖州府,治滋阳,领四州二十三县)。清雍正二年(1724年)济宁州升为直隶州,领嘉祥、巨野、郓城3县;雍正八年(1730年)改为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复升为直隶州,领嘉祥、鱼台、汶上3县;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领嘉祥、鱼台、金乡3县,汶上县划归兖州府。民国二年(1913年),济宁直隶州改为县。民国三年置济宁道,辖济宁等25县。1927年,废济宁道,原辖各县直属山东省。1946年1月,济宁第一次解放,设济宁市,市政府驻济宁县城。1983年10月,升为省辖地级市。

历史上,明清与民国时期,济宁方志发展较为兴盛。明代,仅《济宁州志》就有2次修纂,一次是弘治四年(1491年),莫骢(字曰良,一云伯良,无锡人,成化辛丑进士,弘治元年任济宁分司)主修,已轶;一次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王国桢修纂,已轶,尚有序载于后志。现存9部以济宁作为行政区域(冠名)的旧志,有7部修纂或续修于清康熙、乾隆、道光、咸丰、光绪不同时期,2部修编于民国。影响较大的几部主要有:

1、[康熙]《济宁州志》(清)廖有恒修,杨通睿纂。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刻本,共十卷,分为六门。卷一至卷二疆域志,卷三田赋志,卷四秩官志,卷五学校志,卷六至卷七人物志,卷八至卷十艺文志。

2、[乾隆]《济宁直隶州志》 乾隆五十年(1785年)刻本,(清)胡德琳修,王道亨续修,盛百二补辑。计三十四卷首一卷。卷目设置序、图、凡例,卷首为圣制(康熙、乾隆诗作等);纪年(上自周平王五十年,下迄乾隆五十年:知州王道亨重修《州志》)一卷 ;舆地五卷(沿革、分野、形胜、境至、街衢、里社、风俗、物产、山阜、川泽、泉源、桥社、丁口、地亩、赋役);建置四卷(城池、官署、食厫、学校、社田、书院、兵防、驿递、站地、马政附、坛庙);古迹七卷(故址、宅里、名胜、亭馆、寺观、陵墓、碑考上、碑考下);卷十八封建 题名;卷十九职官;卷二十选举;宦迹两卷(卷二十一至二十二);人物六卷(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列女两卷( 卷二十九至卷三十);艺文拾遗(上中下)三卷(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三) ;杂缀为第三十四卷。

3、[道光]《济宁直隶州志》(清)徐宗干修,许翰等纂,十卷,首一卷末一卷图一卷。清咸丰九年(1859年)尊经阁刻本。卷首为序、姓氏、志例、志图;卷一 星野、五行、大事记;卷二 方舆志(沿革表、封建、疆域) 山川志(山阜、河渠、漕运); 卷三 食货志(户口、田亩、物产、赋役) 风土志(里社、风俗); 卷四 建置志(城池、官署、仓储、恤政) 兵革志(管制); 卷五 学校志(庙学) 秩祀志(坛庙) 名胜(胜迹); 卷六 职官志(职官表、宦迹); 卷七 选举志(选举表);卷八 人物志;卷九 艺文志;卷十 杂稽志;卷末 志原、跋。

4、[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  潘守廉修,袁绍昂等纂,民国十六年(1927年)铅印本。记述时限为道光二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842—1911年),计二十四卷,另首一卷末一卷。卷首一卷(序言、凡例、图等);卷一 五行志 大事记;卷二 方舆志;卷三 山川志;卷四 食货志;卷五 建置志 ;卷六 兵革志;卷七 学校志;卷八 秩祀志;卷九 名胜志;卷十 职官;卷十一 选举;卷十二至卷十七 人物;卷十八至卷二十三  艺文志(书目1、碑目1、文录2、诗录2); 二十四卷 杂稽。从卷目看,本志整体框架与道光二十年徐宗干修《济宁直隶州志》基本一致。

5、[民国]《济宁县志(1911—1926)》 袁绍昂纂修,四卷首一卷。民国十六年(1927年)铅印本。卷目设卷首一卷(序、例言、目录、济宁县境图、济宁城厢图);卷一 疆域略(经界篇、山川篇);卷二  法制略(建置篇、食货篇、教育篇、实业篇、交通篇、防务篇、自治篇、宗教篇);卷三 文献略(职官篇、登进篇、人物篇、艺文篇);卷四 故实略(风土篇、方言篇、名胜篇、慈善篇、杂稽篇)。

 

四、多措并举,开拓创新,传承和弘扬方志文化

一是搞好旧志等历史文献整理,让传统文化薪火相传。进入新世纪,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旧志整理日趋活跃,影印、点校、译注等多形式并现,许多旧志获得第二次生命。济宁市将旧志整理列入《地方史志事业发展规划》,拟用3~5年全面完成现存旧志整理出版。目前,已点校出版了康熙《济宁州志》、乾隆《济宁直隶州志》、道光《济宁直隶州志》等。县市区旧志整理等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任城区史志办影印出版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咸丰《济宁直隶州续志》,曲阜市史志办影印乾隆《曲阜县志》,泗水县史志办点校出版光绪《泗水县志》《泗水县乡土志》;汶上县史志办将万历《汶上县志》(清康熙五十六年补刻本)、康熙《续修汶上县志》、宣统《四续汶上县志》3部旧志点校、影印,合并出版《汶上县旧志集成》,嘉祥县史志办影印出版光绪《嘉祥县志》,鱼台县史志办校注出版康熙《鱼台县志》等。这些旧志文献,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好评,更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学者所青睐。       

二是建好方志馆,使其成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方志馆是史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不同于图书馆、档案馆,也不同于博物馆。收藏各级各类地方志书、年鉴,包括历代旧志,两轮新编志书,各类专业志等,是其主要任务,同时兼固收藏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文献、历史文化研究书籍与影像资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读物和历史典籍等。方志馆建设应充分展示方志文化,优化馆藏结构,突出地方特色,强化服务功能。在馆藏上突出方志主题,努力做到本地志鉴应有尽有,必要时不惜代价购置孤本珍本,使其成为“镇馆之宝”。在走廊、墙壁等空间,悬挂展板,介绍方志知识,历代修志概况,本地历史沿革、自然特点、人文景观、风土民情、重大事件、历史名人等;借助多媒体等现代化手段,展示馆藏,介绍重点书目与概要,解读儒家经典,弘扬革命传统,营造浓厚的方志文化氛围;科学设置展储区域,突出地方特点和馆藏特点,防止和避免“千馆一面”;通过建立方便快捷的检索系统,有效服务读者需求。

三是扎实开展“读志用志”活动,让“志”成为传播历史文化、开展“四史”教育的重要载体。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序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郡邑之志乘,其政治方策乎!”意为古代当官者,不知道怎么做官,通过研读志书,了解前任作为,汲取经验智慧。由此可见,志书要发挥“资政”作用,必须依靠“读志用志”来实现。2015年12月29日,李克强总理在对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模范座谈会作出的重要批示中指出:“方志流传绵延千载,贵在史识,重在致用”,明确强调“用志”重要性。要充分发挥好“志”的作用,必须积极主动、深入广泛地开展好“读志用志”活动。一是拓宽受众,增加供给,开展经常性送书活动,推动志书“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军营”。二是创新载体,广开门路,将志鉴产品数字化,实现网上阅读;编辑简明志鉴读本,使之便携便用;开通微信平台,扩大社会影响。三是丰富形式,“借台搭车”,在党校干部培训、政德教育班次,开设地方文化和地情教育讲座;在干部德廉考试、公务员录用考试,加入地情试题;在报纸面向社会开展地方文化、地情知识有奖竞答、“读志用志”主题征文。四是在“四史”教育中融入方志内容。先后参与济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组织的地方乡土教材《圣地魂》编写;拟定“知史爱党、知乡爱国”知识竞赛试题库,内容涉及济宁自然地理、经济社会、历史人文多个方面,使“读志用志”成为青年学生的自觉行动。  

四是认真总结二轮修志经验,适时启动第三轮修志,努力打造精品志书。“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人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是史志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也是传承文明、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客观要求。从第二轮修志看,所记述时限虽然不长,但内容涵盖广泛,涉及门类众多,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突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就《济宁市志(1991—2010)》来说,在篇目设计和具体编纂工作中,十分注重对改革开放、生态文明建设等具有时代特点内容的记述和反映。同时,突出地方文化,全面详实地记载了20年间济宁市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在篇目设置上,不仅增加了“儒家文化”“运河文化”“水浒文化”3个专篇;而且在“文化遗存”篇,对始祖文化、佛教文化、梁祝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古迹等设专节记述,进一步加大了文化分量。在“风俗风物”篇,专设“礼仪”节,充分挖掘和展示济宁作为“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特点。在“人民生活”篇“精神文明建设”中,重点记述和反映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以达“彰善引风气”之目的,对2007年第一届全市道德模范评选评出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业奉献、诚实守信、孝老爱亲50名人选(每类10名),2009年第二届全市道德模范评选评出的20名人选(每类4名),及道德模范提名奖20名,全部以表格形式收录。在“人物传”中,劳动模范、革命烈士占居较大比例,如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程广泉、全国劳动模范常春发、亿元村的穷支书刘运库、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李咏、外来济宁打工的模范党员左静等,以及革命烈士刘联合、张洪友、许焕云、楚善蛟等均有收录,他们不仅是党的理想信念的践行者,也是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理念的践行者。他们的先进事迹、英雄壮举,值得彪炳史册,永远激励和昭示后人。

五是积极推动乡镇村志编修,让老百姓看得见自己的历史,记得住乡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有专家作过统计,近些年来,中国的自然村落在以每天80~100个的速度消失,某些地方甚至动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城镇化“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因此,中华传统文化根在农村、在乡镇。但随着农村地区大拆大建,照搬城市小区模式建设新农村,简单用城市元素与风格取代传统民居和田园风光,导致乡土特色和民俗文化流失。济宁市是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集聚区,至2017年,济宁市有国家历史文化名镇1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5个,历史文化名村8个;省级传统村落9个。要保护好这些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首善之区”, 编纂乡镇村志十分必要而紧迫。可喜的是,近几年济宁市一些农村出现自发编写村志现象,比如济宁高新区柳行街道杨桥村,是著名的花卉栽培销售基地,也是“中国驰名商标—利生面粉”生产地,2014年村里组织退休老教师编写了10多万字的《杨桥村志》(初稿);2015年,曲阜市息陬镇三张曲村成立村志编委会,用一年半时间编成16万多字的《三张曲村志》,《齐鲁晚报》等媒体予以报道,引起较大反响;2017年春,曲阜市鲁城街道池崖村自发编写村志,“池崖”因《诗经·泮水》而得名,历史文化积淀深厚,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池崖村已演变为池崖社区,《池崖社区志》于2018年出版发行。曲阜市另一部村志《南泉社区志》也于2020年出版发行。邹城市乡镇村志编纂走在全市乃至全省前列。2015年6月,一次启动9个镇11部镇街志、52部村居志编修。其中,《中心店镇志》已作为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出版发行;《田黄镇志》《香城镇志》《大束镇志》《东傅村志》《中心一村志》《后八里沟村志》《尚寨村志》《王炉村志》《太平二村志》《爷娘庙东村志》等相继出版。乡镇村志编纂在古老的“邹鲁”大地蔚然兴盛,成为“首善之区”建设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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