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火者的足迹

              ——韩维密传略 

                  刘玉平

（一）

韩维密，字馨远，化名刘子久，1910年出生于邹县城南关一个农民家里。父亲韩伯茂是南关韩姓族长，为人忠厚，办事公道，每见不平，总是奋力相助，颇受人们尊重维密自幼就受父亲影响．养成了正直忠厚、见义勇为的性格。

1923年，韩维密在西关红万字会小学读书时，有的同学生活困难，他就想办法帮助解决；穷学生受了富家子弟的欺负，他就学着父亲的样子帮助进行说理斗争。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街坊邻居也都夸奖他。

他家有几亩薄地，还和另外两户人家合伙开了一个杂货铺。每天放学后，韩维密就帮助父亲种地。一家人辛勤劳作，日子还总算过得去。每逢春荒灾年，总要从乡间拥来成群结队的、面黄肌瘦的农民，老老少少，有的为财主家当牛做马，有的给资本家当童工，有的女孩子竟被迫卖身。他曾把露宿街头的老人或孩子，领到自己家里留宿管饭。但是他家也不是那么富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面对这悲惨的社会现实，韩维密越来越感到不满？他曾多次向自己发问：这世道究竟是为什么？

（二〕

小学毕业后，1929年冬，韩维密参加了小学教师三民主义训练班。来自全县各地的几十名教师，由于受曲阜二师反帝反封建新思想宣传的影响，思想大都比较活跃，暗中流传着许多进步书籍和来自外地的进步传单，其中还有不少是关于共产党的消息。教师们往往是争相传告，纷纷评论时事，抨击时弊，对共产党充满羡慕和向往之情。韩维密为之耳目一新，思想大大地开阔了。他接触最多的是来自邹西的冯起、彭建华、王文清等几位教师？和他们便结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们相互传阅着进步书籍和传单，还常常举行秘密聚会，孟庙、予思书院、钢山、铁山、重兴塔附近以及韩维密家的东菜园和牛栏屋，便都成了他们聚会的地点，他们谈五四运动给全国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谈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的丑闻轶事；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谈人民的哀怨和向往；谈青年人的前途和信念等等。谈论最多的当然是有关共产党的消息。他们一致认识到，共产党是代表穷人的党，是领导全国劳苦大众闹革命求解放的伟大的党，是光明和希望之所在，因而极其向往。每次聚会谈论的内容显得那么充实，气氛显得那么热烈，闪耀着一代热血青年炽烈的思想火花。

一次，彭建华、冯起讲了斗争杨宗模、李兆秀等情况，韩维密听了十分开心，也跃跃欲试。他想：南关镇长“韩四爷”不是也很坏吗？他有钱有势，仗势欺人，为什么不可把群众团结起来去斗争他呢？可是他的打算被冯起和彭建华制止了，告诉他：天底下象杨宗瀛、李兆秀、“韩四爷”这样的人太多了，斗争一个两个作用不大，况且条件尚不成熟。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千百万人民群众觉悟起来，打倒所有的地主恶霸和他们的大小后台老板，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新中国。并且还告诉他，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共产党和靠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此时，他们是多么热切地希望找到党和得到党的指引啊！可是，党在哪里呢？

在那些日子里，找党成了他们聚谈的中心话题。在韩维密家举行的一次聚会上，爱动脑筋的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稳妥的办法。他说：＂咱们不是可以到济南去上学吗？只要考上了学，就有合法身份，就可以走遍全济南，一天不行两天，一月不行两月，总会找到的。只要心诚，石缝里也会开出花来。”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去济南考学找党。可是他父亲反对他继续上学，要他到杂货铺去学生意。他不顾父亲的阻拦，于1930年夏天，考取了济南省立乡村第一师范学校，彭建华也考取了聊城省立三师。他俩在分子前夕，商定了约法三章一、无论身处何境，须以找党为己任；二、投身革命，永不变心；三、万一暴露，宁可身死，决不牵连他人。

在乡师，韩维密经过几番努力，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在党组织和进步师生的帮助下，他进步很快，同年加入了共青团，1931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党组织和团省委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并集中大量兵力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斗争风暴很快席卷了济南和山东各地，韩维密和乡师、一师、齐鲁、育英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投入了抗日救国宣传和抵制日货等活动。1931年冬，他随同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山东学生南下，向国民党南京政府示威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请愿失败后，韩维密被国民党南京政府扣押达半月之久，获释后重返济南，又立即和进步学生一起涌到山东省政府，要求韩复榘抗日，也是同样没有结果。

（三）

1932年3月下旬，国民党山东省当局大肆镇压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逮捕了大批学生和教职员，白色恐怖笼罩了济南城。为减少损失，再图发展，不到暑假，党组织便指示韩维密回邹县发展党员，建立地下党组织。

韩维密回到家，一家人欢天喜地，父亲为韩家出了这样一位“秀才”而庆幸，妻子更是为新婚即别的丈夫归来悲喜交集，家里置办了一些酒，请亲友街坊来喜庆一番。可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韩维密却不见了，等啊，盼啊，直到深夜，他还没有回来。家里人哪里知道，他这时正在做着重要的事情呢！

夏夜的第二小学校园里，一片静悄悄。一间教师宿舍里闪烁着一盏小油灯，韩维密和冯起正在亲切地交谈着。手足情，离别意，崇高的革命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把这一对年轻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下总算找到党了”，韩维密说。“山东不仅有党组织，昕说有个姓王的（指王尽美）还是党中央的人哪！”

“太好了。那你见到他了吗？”冯起司。

“没有。听说他在几年前就牺牲了。不过，他在山东发展了不少党员，都是单线联系，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除了知上知下知己，以外的不能乱打听，这是党的纪律。”

他俩谈得这么投机，那么兴奋，一直谈到第二天黎明。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还是在这间小屋里，还是在这盏泊灯下，韩维密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7月间诞生了共产党在邹县的第一个支部，岳春霆任书记，冯起任组织委员，韩维密任宣传委员。

1932年7月底，韩维密街道一个乡师同学的来信，当即回到了济南，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的重要任务就是保持同省委的联系，以便及时把邹县党组织的活动情况报告给省委，把省委的指示及时传达给邹县地下党的同志。

这时，国民党当局为破坏学生的抗日活动，宣布进行学生大会考。规定会考不及格的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学生们识破了当局的阴谋，遂掀起了反对大会考的罢课活动。韩维密带领乡师同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涌向街头进行示威请愿，遭到军阀韩复榘的武装镇压。

1933年，国民党山东省当局大肆逮捕共产党人。2月，中共山东省委和团省委均遭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和团省委书记孙善帅等30多人被捕，韩维密也是这次被捕的。

在敌人的法庭上，韩维密抱定了为党献身的坚定信念，义正词严地向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最后，敌军法会审处判处他无期徒刑，把他送进普利门外的监狱里。他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并继续秘密进行党的知识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还组织了反对看守长、教育长和越狱斗争。一天，前往探监的母亲一看到镣铐紧锁、黄瘦憔悴的儿子，放声大哭。韩维密劝慰母亲说：“娘不要哭。你的儿子干的是正经事，不是犯罪。”一个看守走过来说．“你这小子真没人性，看你母亲哭成这个样子，你就不可怜可怜？写张悔过书不就完事了吗！出了狱举家团圆有多好。哼，没见过你这号傻瓜蛋！”韩维密转过身来，狠狠地瞪了看守一眼，说：“你们就死了心吧！我们共产党人不像你们这些贪生怕死的可怜虫，为了一碗饭就卖了自己的良心！”

由于韩维密不断鼓动犯人进行斗争，对狱方很不利，1935年便被转到反省院。在那茫茫无边的黑夜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犹如一盆燃烧的炭火，不论到哪里，都会发光发热。当时的反省院管制较松，他就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反省”斗争，教育和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敌人为孤立限制他，由于1936年春将他转押到邹县监狱。

（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沿津浦铁路大举商侵，10月初侵占德州，继占平原、禹城、齐河，陈兵黄河北岸，直逼济南。这时，韩复架慌了手脚，仓惶率部南逃。国民党邹县县长甄光远，闻风携款逃之夭夭。国民党县党部也紧锁大门，大小官员不知去向。邹县狱方如丧家之犬，连夜往嘉祥方向撤逃。临逃前，释放了全部刑事犯和大部分政治犯，唯独不肯释放韩维密，并把他带到嘉祥县城。

此时，彭建华、冯起获释出狱，由济南回到邹县。他们得知韩维密被押送嘉祥后，决定由冯起赶赴嘉祥营救。他作为保人向狱方提出了释放韩维密的要求，他对围观的一群看守大兵们说：“弟兄们，你们谁家里没有父母老幼，兰亲六友。你们谁不是父母的血肉之躯，谁不是吃家乡的粮、喝家乡的水长大的。如今日本鬼子侵略咱们中国，烧杀抢掠，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难道我们能熟视无睹吗？”

“我们都是中国人，”冯起继续说，“中国人就要有中国人的良心。灭绝人性的日寇决不是只打共产党的，灾殃不一定就落在谁头上。家将破，国将亡，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弟兄们，我们齐心去打日寇，保卫国土，才是好汉，才不愧为中国人啊！”

经过冯起的演讲，官兵们纷纷动摇，有的当夜开了小差。当官的见大势已去，第二天就释放了韩维密。11月底，韩维密回到家乡邹县，继续投身子血与火的斗争。

韩维密终于又和冯起、彭建华等同志战斗在一起了。他们根据省委的指示，在大里彦村秘密召开了党的会议，恢复建立了中共邹县县委。县委根据省委“拿起枪杆，武装抗日”的指示，决定在邹西建立农村抗日根据地，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全面投入抗战”的号召。在县委的领导下，邹县人民的抗日斗争展开了新局面。

（五）

作为县委委员，他在积极参与领导邹西抗日斗争的同时，重点是分工负责县城的工作，来往于邹西和县城之间。

韩维密对县城的情况很熟，又能随时隐身，因而对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十分有利。向资本家和开明地主士绅宣传抗日救国和我党的统战政策，动员他们出钱出力，直接或间接参加抗日。为建立邹西抗日武装募集现款，筹集抢支弹药，运送药品、布匹、油印机、蜡纸等。更重要的是，他积极动员青年参军投身革命，并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壮大了党的队伍。

1938年1月5日，日寇的铁蹄踏进了邹县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民族政类来东甫等人组织了维持会，汉奸王襄荒草等人组成了伪邹县公署和保安队，充当日寇的马前卒。县城人民不得安生，纷纷逃亡他乡。起初，韩维密和其他党员一起编印抗日传单，到处散发张贴。他家人逃到牙山脚下的高皇铺后，他在城里无法隐身，就带着油印机也到了高皇铺他以该村为落脚点，继续积极进行抗战宣传动员工作。白天，他宣传群众或编印传单；晚上，他往返于邹西，向县委报告工作，商讨抗日事宜。有时，他还化装到城里去刺探敌情，或者发散传单。一天夜间，他带着弟弟和妹妹秘密回城，把自编自印的《告全国人民书》撤遍邹县城，使日伪大为震惊。

经县委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啕不久便在邹西组织起200多人的武装，成立了鲁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又名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团）。另在二、三十个村里建立了抗日保家自卫园，配合游击队进行活动。游击队成立后，首先袭击了驻两下店的日寇，打死1名鬼子和3名汉奸。首战获胜，鼓舞士气，振奋人民，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1938年2月，敌伪顽袭击南亢阜村我游击队驻地，造成我方的重大损失。之后，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不断向我游击队进行围攻和袭击，邹西抗日斗争暂时处于低潮。

为了重新打开局面，3、4月间，韩维密和步云亭等一起到邹东，找到省委工作组的石子明等同志，提出了关于邹西斗争的方案：一是把邹西武装拉到邹东山区，向邹东武装会合；二是向秦启荣开展统战工作，我武装仍留在邹西坚持抗日游击活动，以贯彻我党独立自主的统战原则，达到保存和发展的目的。省委同意了第二个方案，并立即与之谈判。秦启荣阴险狡诈，背信弃义，在达成协议的当夜，他的侦探队又悍然袭击西纪我部驻地。严酷的现实，使韩维密看清了顽固派的反动面目和本性，增长了斗争才干，丰富了斗争经验。

（六）

为进步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壮大我革命阵地，9月，韩维密和韩继堂代表县委去邹东做刘昭汉的统战工作。刘昭汉早年任军阀靳云军鹗的秘书，战前是乡村师范的校长，后任邹东民团总团长。抗战开始后，他在香城一带拉起了近千人的武装。刘是一个地方实力派，有抗战的进步一面；他与秦启荣勾结，又有反共的反动一面。韩维密深知此行责任重大，作了充分准备然后化装成商人，韩继堂化装成伙计，向刘昭汉驻地香城赶去。

刘昭汉在司令部周围布满了岗哨，刀枪林立。当韩维密和韩继堂来到后，他谎说有事外出，让他的侄子刘宪焊（外号刘瞎雀）和他的下级军官出面接见。而当会谈开始后，他却躲在暗处偷听。韩维密首先讲了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讲了我党领导的各个战场的形势，又讲了邹县的现实局面，提出了联合抗日的问题，他们中有的赞同，有的持怀疑态度，有的则坚决反对，会场上出现混乱局面。

正在这时，刘昭汉慢悠悠地走进了会场。他手摇一把芭蕉扇，寒喧丁几句之后，说“常言道，日子过得好不好，就看家里喂了多少鸡（指机枪）。我家里日子过得不算好，不过鸡嘛，还算有几只，不知你们怎样？”他用眼睛瞟着韩维密。

韩维密马上明白了他的用意，爽然答道：“我家的鸡虽不多，倒也不少下蛋，只要常下蛋，就会由穷变富。不过，我也到见过有的人家，鸡虽然多，但不下蛋，能富吗？光吃粮不下蛋的鸡越多越坏事，天长日久，还会吃穷了哩！”

刘昭汉被人当面揭了自己的秃疮，刷地红了脸，一时元首可对。好大一会儿，他才狡猾地笑了笑，说“好，好，这是家常事，咱们不谈这些。三位远道而来．也决不是为了叙家常的，对吧！咱们就谈正经的吧。”

韩维密据理陈词，他说：“我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是有诚意的。日寇侵华，我党提出联合一切阶级阶层爱国志士仁人进行抗战，而蒋介石却要‘攘外必先安内’。日寇大举南侵，我党动员人民抗敌，而韩复榘却大步撤退。说到邹县那就更明显了。鬼子来了，国民党县党部溜了，县长逃跑了，而我们共产党却克服一切困难，大力发展武装，积极组织抗战。我们的县委书记彭建华同志就为此献出了生命。大敌当前，有的人不仅不联合抗战，甚至不打敌人，专搞磨擦，实在令人遗憾。”

经过韩维密的再三陈述，并为刘昭汉的出路提出了几种设想，这才使刘昭汉接受了统战条件，同意联合抗日，并答应为我邹西武装提供驻扎、交通等方便。韩维密和韩继堂胜利返回邹西。

1938年10月，庄里战斗失利，邹西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同时又与省委失掉联系，斗争形势又一次出现低潮。因此邹西党组织决定让韩维密和谭锡山去泰西找省委联系。他去泰西前夕，秘密回城，召集县城的党员开会，建立了邹城特别支部委员会。同年冬，泰西特委送他到山东分局党校（驻沂水）学习。

由于韩维密的工作搞得很出色，影响较大，因而敌人对他特别恨，多次抓捕他，但都没有得逞。后来，敌人看抓他不成，便先后抓去了他的工弟和三弟，还曾把他的父亲抓到究州宪兵队，审问关押半月之久。他的母亲和续娶不久的妻子也被迫投井自尽。

1939年春，韩维密学习结业，化名刘子久，被分配到鲁中区党委-地委（即泰山地委，驻莲花山附近），任宣传部干事。这时，他才知道家中发生的事，便给老父亲写了封短信，信末说：“革命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家乡会解放，全中国会解放，黑暗的日子会过去，未来是光明的。”

1940年初，韩维密在“肃托”中不幸罹难。后来，党为他平了反，追认他为革命烈士。